是受贿还是劳务报酬?

正利用项目初审权,郑某先后帮助6家企业完善项目上报资料,并收取其中3家给予的报酬,其收取的报酬如何定性?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还是利用个人专长、为企业提供服务收取的劳动报酬?案情回放2011年至2014年,郑某利用职务便利,在对六家企业的项目申报资料进行初审过程中,为六家企业荻取国家项目补助资金提供帮助和支持,收受六家企业负责人给予的钱财共计66000元。     

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刑法规制

随着区块链概念和加密数字货币的走热,以窃取、骗取等手段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行为频发。通过对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判例进行调研,发现实务中该类案件的定性分歧集中于侵财犯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且对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不一。从加密数字货币的商品属性、相关司法判例、立法趋势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加密数字货币可认定为刑法上的财产,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行为宜以侵财犯罪定性,按照转移时的平台交易价、销赃价、购入价,递进适用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     

美国的“监控帝国”

据悉,美国国家安全局已投入20亿美元,建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数据中心。 把控核心 海底电缆：非法获取欧亚之间最大的海底通讯电缆网络的数据,取得大量敏感资料,并计划继续监听其他海底通讯电缆。     

论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基于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析

一、问题提出:从一个案例引发的相关思考目前,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使用陷阱取证的例子屡见不鲜,比较著名的案例有:1993年金辰公司KILL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2000年美国奥比多公司(Adobe)诉年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2001年北大方正诉高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2004年微软公司诉北京巨人电脑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其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前者是指对公司或管理机构具有信托义务的特殊身份人员,后者是指获取内幕信息手段不正当和推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要区分证券交易的内幕人员和期货交易的内幕人员。《解释》中规定的推定事实与犯罪行为事实存在交叉导致了认定的极大混乱。     

从统购统销政策的视角探析三年大饥荒的爆发

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多数学者认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认为＂‘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经研究笔者发现,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恰当实施同样是引起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农村粮食的高征购、城乡居民粮食获取权的差异、统购统销政策内部本身缺乏激励机制以及其片面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对三年大饥荒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内幕交易犯罪定罪难点分析

我国的内幕交易犯罪立法和理论极不完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完善,内幕交易行为的日益增多和突显,市场和投资人越来越关注内幕交易行为,国家和理论界越来越关注这一新类型犯罪,立法和司法机关也正在着手深入研究这一犯罪,以跟上新形势的需要.结合我国国情、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同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介绍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判例,采他人之长,探讨新的思路和先进做法,为我所用.     

论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强化辩护效果、实现程序正义、完善律师帮助极为关键。对该权利的保障,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确认自行调查取证权等直接方式实现,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采取证据保全等间接方式,大陆法系国家慎重授权并适当限制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我国不宜直接确认调查取证权,确立证据保全申请权、特定侦查行为律师在场权、侦查阶段律师阅卷权的做法更为适宜。     

枯竭的“亚洲世纪”

我们已经无法再承担50亿像西方一样消费的亚洲人。地球的再生能力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被超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资源比地球能支撑的要多出30%。尽管我们对此了然于胸,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机构却仍在继续鼓励中国和印度消耗更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证分析

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判决来看,存在着不同种类信息之间界限不明,"获利"与"违法所得"表述混乱,以违法所得作为入罪标准容易造成司法不公,量刑畸轻且缓刑适用比例较大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是要明确各种信息类型的核心要素,二是要规范量刑尺度,三是要强化检察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