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大:依法战“疫”守土尽责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贯彻省委有关工作安排,充分发挥立法主导作用和优势,在作出疫情防控相关决定后,还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高频度开展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汇编和解读工作,多措并举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论地方立法的范围 ——基于辽宁省设区的市的考察

《立法法》修改后,辽宁省9个"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2015年至2018年,9个新增立法权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积极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31件,包括地方立法规则的事项以及城乡建设与管理和环境保护的事项。从两大类地方立法的范围看,存在地方立法的缺位和越位问题,需要在未来立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聚焦使命任务,为武警部队保驾护航

人民武装警察,“守护神”一样的存在。无论疫情面前、洪涝灾害、脱贫路上,都有一抹果敢坚毅的“橄榄绿”。他们热血铸盾,以赤诚之心护佑人民女丁。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法。这部法律亮点频频,在总则中就明确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党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并明确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执勤、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海上维权执法、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赋予的其他任务。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论危险责任及其立法

损害赔偿责任,依其是否以加害人有过错(过失)为要件,主要可区分为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因其间在事实特征上存在有过错及无过错之区别,其规范需要因此可能不同,而在规范规划上必须区分为二个类型:将有过错之加害行为规定为侵权责任;将无过错之加害行为规定为危险责任。分别按其类型特征规划其赔偿责任之成立要件及理赔的方法。德国立法例采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在不同法典并立的立法模式,而中国立法例采合并立法之模式,将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一体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一部法典中。《侵权责任法》第6条及第7条虽分就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加以规定,但未因此分别称为侵权责任及危险责任,而通称为侵权责任。并就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基本上亦规定其加害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其规定之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的责任要件虽然不同,但并无特别凸显其应有不同之法律效力的规定。特别是对无过错之加害行为的责任,并未一般地附以责任限额及强制责任保险之配套要求。该种不同,将来在其适用之实务上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今后在比较法上值得注意。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