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转型中城市经济活动的变化分析

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型,天津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我们运用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和非基本分析方法,研究天津城市经济活动的变化,指出工业作为城市经济基础的地位受到削弱,服务业发展较快并且基本经济活动上升很快,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基本部分明显大于非基本部分,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应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的升级。     

提升领导干部软权力的重要渠道

软权力(Soft Power)最初属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新概念，专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硬权力(Hard Power)(意指经济实力、军事机器等)相对应。国家行政学院刘峰教授在《领导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现代领导者的权力呈现出从硬权力向软权力发展的趋势。这里的领导者软权力与领导学中的领导者非权力影响力基本相同，但前者表述更为简洁、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从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角度对如何提升领导干部的软权力进行一些探讨。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试论非财产性利益的出罪与入罪

虽然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入罪的问题还存争议,但是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已为社会所公认.本文将从我国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立法沿革出发,对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入罪进行分析,以期对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逻辑与非逻辑思维在创新思维发生中的作用

逻辑与非逻辑思维在创新思维发生中是相互交替、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二者贯穿于创新思维发生过程的始终。逻辑思维在创新思维发生的准备期、酝酿期起主要作用;非逻辑思维往往在创新思维发生的豁朗期较为突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构造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迄今为止制度文本和司法案例最丰富的公益诉讼类型。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都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但三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其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且请求的内容超越了检察监督和行政救济的范围为条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行职权主义，不严格遵循处分权主义，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事实和收集证据，判决的主文可以超越原告的请求范围且要考虑判决的执行实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法官对于程序的进行和实体的形成都有很大的控制权，此系非讼法理的体现。     

不当得利类型论与不当得利法的发展——建构一个可操作的规范模式(上)

历经二千余年的演变,不当得利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由罗马法上的个别诉权,经过长期的演变,直至近代,始发展成为一般的规定。本文旨在从不当得利类型论、区别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阐释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提供一种不当得利发展的思考方法。     

互联网非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研究

互联网非同业不正当竞争是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是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领域中的延伸及演变。互联网行业市场本身的特殊性及行为主体的非同业特征给其行为认定带来了现实困境。在进行违法性认定时,应及时转变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思路并遵照以下路径:首先,对行为人经营角色进行区分;其次,判定行为人与受害人非同业性质;再次,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作为法律依据;最后,确认行为实质损害后果。此外,在对行为进行认定的同时,要注意通过严格把握适用边界、考虑消费者权益因素、借助行业规定加强技术性理解以及结合诉前禁令抑制损害后果蔓延,进而增强互联网非同业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