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政府法制监督的必要性和对策研究

政府法制监督是我国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法制监督是实现依法治国和顺应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必然要求,是防止行政权被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推动政府法制监督应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     

论社会文化对犯罪界定的影响

犯罪虽然由法律所界定，但刑法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受到社会化的深刻制约，犯罪的范围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就不尽不致。立于社会化的视界，透视各种化现象和犯罪界定的联系，不难发现犯罪界定受到法化传统，社会哲学，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化因素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对犯罪的理解应当植根于化之中，了解并把握立干背后制约犯罪划定的社会化机理。     

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不是胎儿有无权利能力的问题,而是胎儿能否就其出生前的侵害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对胎儿利益保护应注意下列问题:侵权行为的多样性、间接性,父母能否成为侵权主体?父母对损害发生有过错,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父母阻却违法的允诺,是否对受害人有效等。     

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缩小贫富差距

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47,意味着贫富差距已超过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扩大带来了诸多弊端:恶化了贫困者的社会处境;导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合法性;造成社会无序,影响社会稳定;有悖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及行业间的不平等竞争、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等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理顺分配关系等是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措施。     

谈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秩序等价值理念。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执法人员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论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通过对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司法实践阐释本罪认定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并详尽论述本罪与相关罪的罪数形态问题.     

概念的系统性完善——论犯罪的方面与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关系

犯罪的方面包容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由犯罪构成要素组成,对三者的定位涉及到坚持用科学系统论分析犯罪构成的问题,应当弥补传统刑法理论在概念上混淆三者的疏漏,科学构建完善作为理论大厦基石的概念,另外,对犯罪各方面下犯罪构成具体相应要件和要素纵向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印证了对三者上述关系的分析。     

监狱工作宗旨论析——基于执法为民理念

文章基于执法为民理念,阐释对监狱工作宗旨的理解。文章认为,监狱工作宗旨根源于党的根本宗旨,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为罪犯服务”的提法因其政治上、法律上的谬误而有悖于监狱工作宗旨,而“为罪犯改造服务”的提法因其逻辑上的含混而无法正确诠释监狱工作宗旨;监狱警察履行监狱工作宗旨,应当做到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忠诚执法,自觉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规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法通则》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一,于中断效力结束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就意味着对于经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的保护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因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后应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从而使《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失去了可能。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采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做法,取消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统一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二是采取我国目前的做法,民法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当事人起诉前阶段,当事人起诉后则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同时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终结事由而不是中断事由。两种方案各有优点和不足,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此应做出科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