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建设中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关系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因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发展的推动者、文化建设的受益者。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必须充分发扬文化民主,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增强文化建设活动的针对性,让文化服务于人民群众。     

《大学》文化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大学》中的"内圣"主要指内修向度的廉洁修身,是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要求;"以义为利"的价值观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关键,是内修与外行的桥梁;"外王"主要指外行向度的廉洁修身实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过程和路径。     

试论建立健全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法律制度——从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谈起

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得益于法律保障、专业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但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工作仍很严峻。我国在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包括证据资料搜集困难，缺乏适格诉讼主体，欠缺稳定的专业技术支持以及缺少专门追索机构。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对流失文物的性质、所有权归属以及追索原则等问题予以系统规定，并应成立专门的追索机构，从而有效解决追索过程中的法律依据、证据以及专业技术支持等问题。     

香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回顾与前瞻

香港的民事司法改革历时十年,彰显了民事司法理念的深度变迁,对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新规则自2009年4月2日正式施行以来进展大致顺利,在克服诉讼拖延、促进和解、发展调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改革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纸面化改造。在新制度与旧观念相互碰撞又各自发挥作用的时期,如欲推翻法律职业者乃至普通民众的思维定势,变革深埋于制度底层的文化样态,其中的困难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中美商务谈判差异表现的文化根源及应对策略

中美商务谈判的差异表现主要在谈判战略、谈判战术、谈判决策和谈判方向四方面,这些差异可能对谈判造成误解、僵局乃至破裂等负面影响。中美商务谈判的差异表现根源在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和权力距离差异三个方面。为促进商务谈判的成功,可以采用双赢策略、团队策略、尊重策略和语言策略来应对这些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多元文化、经济收入、社会制度、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文化、娱乐文化、科技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政治信仰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其政治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大众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文化大众化的新时代,文化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从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这是晚年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探讨毛泽东文化观与政治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十六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析

十六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准备酝酿、明确提出和科学定位三个历史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中,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途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实践平台,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是坚实保障,扩大国际生态环境合作和交流是重要内容,强化宣传教育和扩大社会参与是重要方法。     

论《庄子》寓言中的技匠形象

与先秦诸子文章相比较,《庄子》寓言中出现了较多的技匠类人物形象。《庄子》作者深受上古文化观念的影响。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也决定了《庄子》寓言的价值趋向。＂道＂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运用技匠类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以＂技＂释＂道＂,技匠技术之精妙正好说明＂道＂的自然无为。     

“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

“出草”猎人头，是一种消逝了的先民习俗，并非台湾原住民独有，但对“出草”的书写，却是台湾近代以来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出草”在战后台湾文学中被呈现的面容，或诉说了几百年间原住民族的生存、抗争历史；或寄托着知识者缘少数族群问题进行的社会批判与反省，甚而，对萎弱的现代人格之出路的想象；或在当代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背景下，成为某些主流论述——譬如多元文化主义——的注脚。本文追寻“出草”的文学旅程，一以探求战后知识者响应其时代、探寻思想出路的多重样貌；一以理解台湾的文化生态与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