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研究——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

选拔大学生到村和社区工作,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长兴县的实践表明,大学生在村和社区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管理、培养、使用、待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引起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手段,认真加以改进和解决.     

社会活力论视角下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困境分析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出台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但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困境问题。从社会活力论的视角看，大学生“村官”计划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体、资源、制度、精神四个层面的社会活力因素的匮乏。不断激发这四个层面的社会活力，是大学生“村官”计划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刑官”的知识结构解析——当代中国法律人职业化的历史透视(二)

知识在职业群体的界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特定群体的知识结构的分析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群体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和制度的特性 ,也可以使我们深刻的理解群体的功能和作用。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刑官知识结构和籍此探索刑官文化在现代延传的一般性前提。探寻刑官的知识结构 ,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 :其一是刑官任官前的一般知识储备 ,这可以从科举考试的科目及内容出发 ;其二是刑官行使职权所需要的专业性知识 ,这可以从国家对各级刑官制度化的选任和考课的基本要求来分析 ;其三是刑官总体的知识取向 ,这可以从国家和刑官本人如何消解司法风险来分析。研究结果提醒我们 ,强调法律人的道德责任以及加大司法风险的程度 ,并不必然有利于职业群体的形成 ,甚至可能成为我们从知识的专门性出发所进行的专业化努力的障碍。     

以服务为业：领导修养的伦理路径

服务型的公共行政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它突出了服务的伦理价值,决定着各级领导在行政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主观形式的道德责任,体现着人的伦理自主性,对于领导者以理性的方式履行客观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依据道德觉识和职业理性,超越客观规范的约束,把服务的义务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实践,是领导者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选择,更是提高自身修养的伦理路径。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及完善

官员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实践操作层面,惩治了一批不作为和滥作为的官员,给各级各类官员极大的震撼,对传统的“无过便是功”的为官之道以巨大冲击;在制度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度,使官员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轨道。由于问责制度尚处在草创阶段,权责不清,问责标准不明,问责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力度不够,在问责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官”

“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官”,这是新世纪全球竞争对构筑民族“精神力”的客观要求;是开发传统德治资源、借鉴中外历史实践经验,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政治性、先进性、示范性等本质特性的要求。“以德治官”,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必须将认知与践行相结合,将德治与法治相统一。     

官邸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官邸制是主要针对高级官员的一种住房制度。对于官邸，官员只有居住权而没有产权，任职期间入住，卸任后即搬出。官邸制在国外有着长期历史，许多国家的相关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在官邸的适用范围、主要功能、使用管理规定、管理机构、运营维护、监督惩治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规定。我国的官邸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借鉴国外官邸制经验，中央政府需要在官邸的建设、分配、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官邸制。     

A field experiment on 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local Swedish public officials

This study presents an innovative field experiment exploring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 contacts between local public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Swedish society. Using a correspondence study design, fictitious individuals with Arabic- and Swedish-sounding names contacted Swedish municipalities via email, asking questions about access to preschools. The findings indicate disadvantageous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with Arabic-sounding names in terms of the informal tone of the replies, as Swedish-sounding names were replied to in a friendlier, more welcoming way. Regarding the more formal aspects of the emails – i.e., whether they were replied to at all and the questions posed were directly answered –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igns of discrimination emerge (although differences were of some substantial size, to the disadvantage of Arabic-sounding names). Still, informal disadvantageous treatment is sufficient cause for concern and noteworthy in the case of Sweden, considering its reputation as being egalitarian, immigration friendly and democratically well functioning.     

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基于江西三个村的实证调查

从处于权力中心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分析权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女村官是村治中进入村庄权力系统中心的特殊群体,以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可将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分成三种类型,即弱势型、强势型和均衡型。分析这三种类型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村庄政治,积极推动农村政治的发展。     

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考绩是清朝对文官的定期监督制度。清朝考绩制度源于明制而又有变化 ,其定制时间是雍正元年。考绩有明确的方式和程序 ,在程序中对“注考”的要求最为严格。清朝考绩以“四格”评等第 ,以“六法”论处分。考绩评等中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为朝廷关注之焦点。清朝考绩的实施状况 ,自顺治至嘉道时期较之咸、同以降要好得多。如果宏观地考察 ,考绩制度终清之世未曾间断 ,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能较好地正常实施 ,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是历朝君主极为重视和考绩立法较为完善。然而在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 ,清朝考绩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 ,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举劾夫衡 ,二是迎承为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