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适用原则与存废之争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内容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应遵循公正、功利与人道三大原则。死刑是起源最早的刑种，在几千年人类刑罚史上一直占据着刑罚体系的主导地位。死刑制度走向历来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如何评价死刑，保留或是废除，限制或是扩张，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限制与减少死刑已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高度重视。     

刑罚轻缓化视野下的中美自由刑执行措施比较

自由刑在当代各国刑罚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刑罚轻缓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自由刑的轻缓化。有效的执行措施是刑罚轻缓化实现的重要保证。中关两国在自由刑具体执行措施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深入理解并合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执刑措施，对促进中国刑罚轻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     

论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合理性——以加强被害人保护为视角

司法过程不可以仅仅依据法条进行演绎三段论推理就可以实现，在对法条进行适用时，必须考虑法条背后蕴涵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目的。法律规定作为利益冲突的一种协调和妥协方式，它以实现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以及共盈作为其根本原则和设立目的。恢复性司法是灵活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利益以实现刑罚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     

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目前采用和普通刑事案件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不利于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应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实现分离的基础上,对量刑阶段的证明标准加以提高。同时应分清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与疑案的情况,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证明标准的适用需要死刑程序加以保障。     

论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以地震灾区四川省绵阳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符合国际行刑趋势。未成年人犯罪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呈现出财产型犯罪突出、暴力化犯罪程度加剧、犯罪人低龄化和文化水平低、共同犯罪居多等特点。重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在行刑社会化视野下、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考虑建构有针对性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入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好地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达到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关于法院拍卖采矿权的思考

采矿权是一个特殊的财产权，法院强制执行采矿权亦具有特殊性。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可否直接委托商业拍卖机构向社会公开拍卖采矿权，可否直接将采矿权人的采矿权通过民事裁定书裁定给债权人？拍卖采矿权是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主导还是由法院主导？对此，争议很大。上述问题的解决涉及对法院执行权性质和采矿权性质的认识，涉及对法院拍卖和权利转让关系的理解。     

论以行为为标的的民事执行——以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裁定为基点

在解释论上,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裁定经当事人申请后由作出裁定的审判机构执行,被申请人拒不履行的,适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但是,从立法论的角度,此种裁定应当直接交付执行机构执行,既无需当事人申请,也不宜由审判机构执行。此种裁定的执行以行为为标的,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并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行为义务的"执行难"问题。从制度上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间接执行方式的承认。     

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初探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的分化，社会冲突呈现出新的特点，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犯罪行为，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介绍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的合理界定，分析了在中国的现实状况和表现出的特点，阐释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存在可能的原因，最後提出社会合理化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事一体化的综合规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