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民事责任三论

在公司中董事司业务执行之职,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如出现义务违反,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董事业务执行中因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而违法损害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失的,董事个人也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公司要依法定程序予以追究、限制或免除;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公司也可以依照规定程序经债务履行承担而予以实际免除。     

关于严格限制我国死刑适用的探讨

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趋势,而从中国现阶段国情来看,限制死刑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本文从死刑适用条件以及死缓制度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并对在此基础上引发的死缓与死刑在立法上不衔接问题作了一定的阐述。     

偏差与修正：刑事证据种类设立目的之反思

刑事证据种类法律条文本身的逻辑混乱使得学者过多地关注证据种类设立之规范化、条文表述之逻辑化，却忽视了证据种类设定之目的何在。脱离目的对规则本身的精雕细琢，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徒劳无益。我国对于刑事证据种类的设立，虽立足于限制证据资格、辅助证据规则运用的目的，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限制目的南辕北辙，刑事证据规则的缺失使辅助目的无用武之地。立足于现实对刑事证据种类设立目的的偏差进行修正，一方面需要放弃不合时宜的限制目的，着重强调其对审判阶段的服务，另一方面需要肯定刑事证据种类的设立价值与意义，重点加大证据规则的完善，进而达到辅助目的。     

治安行政监督的性质、方法及法律制约

治安行政监督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相对人遵守和执行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所实施的察看、了解并督促其履行治安义务的行政执法行为。随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监督的职能得到了强化。为此,要充分发挥治安行政监督职能作用,必须明确治安行政监督的性质、方法,并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规范治安行政监督行为。     

论刑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

如何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至今仍是困扰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虽然通过刑事诉讼表现和反映出来,但却不仅仅是刑事诉讼范畴内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就可以完全克服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完善刑事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以行政诉讼的权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运用司法审查的手段和途径解决,无疑是一个有益的选择.     

规制警察权权限范围的思考——兼评“城管警察”的组建

近年来,一些地方警察权限范围的扩张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分析,阐述对警察权限范围进行有效规制的必要性,提出了有效规制政府随意动用警察权的建议和构想,以彰显法治理念,保障公民权利。     

公正审判基本人权视野下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

公正审判基本人权视野下的司法独立，其全部目的是为了公正审判。为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司法权本身也需要约束，因而司法独立也不是绝对的，存在公正审判的诉讼机制下司法受制的必要性，印司法要接受司法内监督和司法外监督。司法内的监督包括审级监督和再审监督，司法外监督包括媒体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和社会其他监督等，而司法外监督以不代替司法审判、不构成对司法权的不正当干涉为底限。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共同统一于公正审判。     

论制约政治工作效益的因素

军队政治工作效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从其内部联系和外部关系分析，主要有四个因素：即党对政治工作的领导，政治工作的目标价值，政工干部的素质和客观环境的影响。对此加以研究和分析，有助于人们正确把握政治工作的客观地位，有助于公正评价政工干部的作用，有助于新形势下更好地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     

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

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数量繁多,是适用死刑最多的犯罪类型;但是,结果加重犯是结果责任的残余,缺乏加重刑罚的合理根据。因此,一方面,要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加重结果必须是成立条件之外的、具体罪刑规范阻止的加重结果;被害对象必须限于基本行为的对象;基本行为必须具有发生加重结果的特别危险性;因果关系必须符合"直接性要件";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而且对人身伤亡、公共危害之外的加重结果必须具有故意。另一方面,也要从量刑上限制结果加重犯的刑罚。     

多发性街面犯罪研究

以抢劫、抢夺、盗窃、扒窃、拎包、诈骗等为内容的多发性街面犯罪，近年来呈现高发势头，特别是犯罪主体与波及区域扩大以及危害程度加深，令人触目惊心。导致街面犯罪高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城乡、贫富差距等一些本源性问题，也有法律制约和警务管理等外在因素。因此，重视民生，完善制度，发展经济，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健全法律体系，强化警务防范与打击力度，则可以压缩街面犯罪空间，促使不法分子放弃犯罪并走向合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