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思路——规范的自省与政策的关照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而不能将义务转嫁给律师。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法律规范和制度运行两方面的问题,应当通过规范的自省和政策的关照加以完善。当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根植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之中,要真正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水平,还必须改善刑事诉讼的整体环境。     

论招录体制改革下的公安法学教育

公安院校招录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况,使原有公安法学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改制生的教育需求,针对改制生的特点,公安法学教育应科学、合理设置法律课程,突出法律意识培养、实战能力培养,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探析

刑罚中应用比较普遍的谦抑性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却鲜有提及,这对控制同样是我国对公民权惩处方式的行政处罚而言是不足的。而在与刑罚衔接最为密切的行政处罚种类治安管理处罚中,其调整对象、指导理念和行为要求方面却都有谦抑性的要求和体现。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首先表现为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设定和存在必须谦抑,其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行使和调处过程要体现谦抑。     

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探析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具有有别于其他青少年群体的特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问题。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发,这些隐患应引起社会各界及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社会、学校、家庭都有义务采取措施,确保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     

警察网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中的沟通机制

警察网络公共关系危机的频频发生,使警民关系及警察形象严重受损。如何正确应对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已经成为构建现代警务机制的重要内容。沟通机制的应用是应对警察网络公共关系危机、快速恢复警察形象的必要手段。构建有效的沟通机制需要公安机关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健全危机沟通方面的法律法规;培养警察的危机沟通意识;设置科学的危机沟通管理机构;提升全体警察的沟通能力;引导媒体成为危机沟通中公安机关的代言人;培养和提升网民在危机沟通中的互动意识与能力。     

权力视野下的行政国与法治国

二战以后,行政国已成为各国行政权扩展后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从古典法学理论开始就追求的法治国,在现代中国完善法治的进程中又有着重要的意义。行政权与法治权是一对古老的矛盾,是传统三权中最为强势的一对权力关系。行政权与行政国,立法权与法治国的纵向关系、行政权与立法权,行政国与法治国的横向关系、立法权与行政国,行政权与法治国的交叉关系是四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范畴,而行政国与法治国的关系也是基于这个关系之上。     

学生校外小旅店住宿安全现状及法律问题研究

高校学生校外小旅店住宿安全已严重影响我国高校对学生住宿的管理,为维护学生合法利益,我国法律应明确对小旅店进行法律规范,责成有关部门对其审核监督;同时,高校要加强学生住宿的硬件设施,注入人性化管理,通过改善高校周边环境和完善学校管理来解决高校学生校外住宿问题。     

论我国公安高等教育对警察培训的支持

公安高等教育为警察培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智力支撑,以公安高等教育为基础开展警察培训,一方面提高了培训的平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普遍提高了警察执法能力;另一方面为开展与警察执法相关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基础条件。我国的公安高等教育与警察培训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二者并存是中国特色公安教育。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肩负的责任重大,任务繁重艰巨。培养高素质的公安人才是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的明智之举。     

浅析以情报信息为核心的主动型警务模式——以浙江省富阳市公安局的实践为视角

传统的被动型警务模式由于其固有的缺陷,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警务理念的革新,在全国大力建设公安情报信息系统的背景下,只有将情报信息工作与警务模式的转变相结合,建立起以情报信息为核心的主动型警务模式,才能妥善应对社会治安局势的变化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