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所有权行使的理论逻辑

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是国家所有权的权利主体通过代表人的积极行为,支配特定的客体,从而使所有权的利益得到实现的行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是有权主体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经济学界的委托—代理理论不适合大陆法传统的当代中国。国有财产有多种类型,应当根据其性质和功能确立国有财产所有权行使的多元机制。国务院以外的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尤其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矿产资源所有权,应当有法律的明文授权。国家所有权的行使者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权力对象集束化的逆选择——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视之为非理性行为,它是权力对象仿照国家权力运行体制而进行的自发性集束,是制度设计的中介组织不能反映甚至阻断权力对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时,权力对象个体促使权力行使的模式。权力对象自发集束化的根源在于权力和权力对象个体权利的矛盾,是权力对象个体促使权力运行,自身权利实现的博弈选择。然而权力对象个体利益诉求以集束形式出现时,权力主体被迫参与博弈,却又陷入了博弈对象选择的困境：合法的组织没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组织没有合法性。     

女性成为强奸罪主体的必要性研究

传统理论和司法实务认为强奸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女性只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和共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单独成为强奸主体的状况一直存在。本文从几个方面论述女性可以独立成为强奸罪的主体,这样有助于对犯罪分子公平的惩戒,对全体公民的保护,促进男女平等的进程。     

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三要素新探

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关涉民生的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它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组成,国家、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主体,社会保障利益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客体。深入研究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有助于推进我国正在进行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现代诠释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精神分析与诠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元、双向的。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上支持了古典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和发展,而在现代诠释学家那里,精神分析既被当做重要的"文本"来解读,又被视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工具。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成为现代诠释学创立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解读文本,例如,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利科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以揭示精神分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过程,以及它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经久不衰的多元价值和意义。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女性伦理的引领

社会主义价值具有解放与发展的基本意义，以人为本的价值优先为社会性别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女性伦理应强调包容性别差异与尊重个性发展之上的、扬弃男女二元对立的整体和谐。“核心”是价值的客观性的体现，强调女性伦理的实体传统，重视家庭对于实体建构的意义。价值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把握女性主体特点，体现价值的主体性。女性对于社会伦理具有独特贡献，应把握并体现其价值特征。     

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当事人资格的比较法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世界各国公司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和保护公司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定适格的诉讼当事人，是进行股东派生诉讼的前提，当事人法律地位的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     

论工作环境权

工作环境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新型权利，其与传统的职业安全卫生权利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工作环境权的权利人应为劳动者，义务人主要是国家和雇主，其内容可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体系化区分，学界则对其权利内容的界定存有广狭义之分。但比较而言，从狭义上将工作环境权界定为以“职工参与”为核心的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更妥。     

论公法学博士培养机制改革——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其他典型培养单位的比较分析

以典型抽样法选取我国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培养的典型单位作为样本进行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不同高校的鲜明优势。于此同时，在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法博士培养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检视其公法博士培养中由于学科融合的欠缺性从而导致研究偏见的不足，学术沟通机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等方面的不足。进而提出在改革思路上，提倡“大学科”法学观，建立健全沟通机制，构建理论与实践的转化平台，同时还需整合该校优势学科资源为公法博士培养打造特色。     

“性恶论”视野下之职务犯罪问题思考

我国的主流思想历来坚信人性本善,然而在职务犯罪中,对人性的过于信任,难免会让人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这不利于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将性恶论的思想引入职务犯罪体系,一方面,可以促使监督者以看待犯罪嫌疑人的姿态来审视权力者,这有利于监督者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会以权力的危险性来认识权力,这有利于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提高警惕,时刻自我监督和自我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