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权利与权力走向良性互动

维护人民权利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论断。权力和权利是辩证依存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人们早已形成的共识,权力只有接受权利的监督,依法满足公民的种种权利诉求,权力才有更坚实的根基,政治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充足的动力,权力和权利才能走向良性互动。     

构造与博弈:互联网监控的权力关系解构

基于互联网运行结构形成的监控体系在逻辑构造上由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构成。两种逻辑进路围绕政治逻辑形成了国家、商业组织与社会个体三方参与的权力关系。由于各方利益主张不同,权力关系时刻处于博弈之中。作为监控者,国家与商业组织会在绝大多数情境中采取合作策略,而在利益严重冲突时则转变为对抗策略。无论监控者之间采取何种策略,均将使作为被监控者的社会个体利益遭受损害,加剧了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家为调和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各方在监控关系中的利益顺位。由于立法程序也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社会个体利益始终放在末尾,这种权力关系还将长期处于博弈状态中。     

浅议公民的知情权

本文中主要是从狭义的概念上来探讨知情权,即公民寻求获取信息时具有的不受公共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要求国家机关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这是一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博弈。     

从互动到合作:社会转型期公法权利诉求与公法权力回应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利益多元化凸显,权利主体性增强,由此形成了适合公法权利发展的新的促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诉求在权利主导模型下被转化为权利,需要权力作出及时、全面、合意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由此形成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应形成以权利本位为支点,以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为支撑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公权力者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冲突利益的协调者、公共政策制定的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使得互动功能在公法秩序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引导良性互动走向合作。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论权力

权利本源于权利和利益 ,并且离不开权利 ;而无权力的权利 ,只是一种利益 ;而无权利作基础 ,权力也无由产生。权力是经社会确定的 ,但是权力存在着腐败问题 ;社会公众和当权者自己要对权力加以制衡。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权力逐渐向权利回归 ,逐渐社会化和国际化     

官民博弈:无直接利益冲突——基于法理学视角的解读

法律的真谛在于使社会弱势群体自身力量达不到的合法诉求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法定利益表达机制受阻背景下的"另类"彰显,并易于因"目标替代"效应而演化成官民冲突。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从权利和权力角度双管齐下,既要建立健全政治沟通和互动机制,畅通民众权利诉求渠道,也要慎用权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依法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     

官民博弈：无直接利益冲突——基于法理学视角的解读

法律的真谛在于使社会弱势群体自身力量达不到的合法诉求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法定利益表达机制受阻背景下的“另类”彰显，并易于因“目标替代”效应而演化成官民冲突。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从权利和权力角度双管齐下，既要建立健全政治沟通弄口互动机制，畅通民众权利诉求渠道，也要慎用权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依法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     

利益二重性视角下的社会监督问题及其对策

社会监督中内含着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其中权力主体凭借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主导着社会监督的发展程度,而相比之下权利主体由于社会资源占有的劣势和彼此间的相对分散性,因此无法有效地监督公权力的运行,甚至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通过优化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构,同时加强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和提高权利主体间的联系来规范权力的运行,从而提高社会监督的实质效果。     

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知识、知识产品、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基本概念的法理解读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 ,知识产品是知识性与产品性的统一。知识的本质是信息 ,知识是人脑的产物 ,产生于大脑的知识并非一定为他人感知 ,存在于大脑中的知识也具有其形式 ,知识不以是否能为他人感知为前提 ;知识产权制度不是用来保护知识的 ,不是用来限制知识的传播的 ,而是通过保护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知识产品 ,来保护创造知识的劳动的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但对公权有强烈的依存性 ,是人们基于创造知识的劳动对所产生的知识产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维权与控权:经济法的本质及功能定位——对“需要干预说”的理论评析

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平等竞争权和自由交易权,维护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达致上述目的,经济法需要授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担负起监管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运行秩序的职责。而为防止政府公权力的可能被滥用,经济法更是以法律手段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市场监管行政行为严格限定在法律授权及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强调公权力行使的责任性、义务性和透明度,做到严格依法办事。那种从“市场失灵说”出发主张政府对经济“需要干预说”的经济法理论,是对现代经济法本质和政府功能定位的极大误解,它在理论上是难以自证其说的,在实践中也是极为有害的。     

依法行政理念的历史溯源与现实启示

依法行政理念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蕴涵着法治的价值诉求和主旨的转变,核心是实现由＂控制行政权＂到＂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依法行政理念的演变不是价值变迁,而是价值关注点和思维方法的转变。我国要实现依法行政就要处理好＂控权＂与＂行权＂或＂有限＂与＂有效＂相结合的问题。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我国司法终极性的缺失与确立

现代司法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有终极性。司法的终极性使得诉讼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手段。但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人民法院尚不能够成为民众保护自身权益的最有效地方。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政地位以及扩大司法机关的权力对当今的司法改革是必要且必须的。     

评财产权劳动学说

本文首先介绍了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并略作评价。接着作者就知识产品作为财产权客体的新情况 ,指出财产权劳动理论也为知识产权的权利确定与保护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稍后 ,文章讨论了财产权的私有性质。最后 ,作者“重申自由主义 ,认为财产权劳动说本身以人为中心 ,过分强调法律社会化将会损害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基础的‘自由主义’”。     

Hefa Quanyi: More than a Problem of Translation. Linguistic Evidence of Lawfully Limited Rights in China

This essay addresses the legal meanings of the phrase hefa quanyi (lawful o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 important Chinese legal phrase that is frequently found in many Chinese laws and legal documents, and whose interpretation is claimed by various scholars to affect the alienability of people’s rights. It first challenges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s of the phrase into Italian and English. It secondly delves into its history and etymology, studying the legal meanings that the phrase has had in the various text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hefa quanyi is not the semantic and legal equivalent of Western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rather that the phrase retains its etymological meaning of ‘power and negatively-connoted profit’.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adjective hefa (lawful) in the phrase is used to impose constraints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entitled to.

     

论检察体制改革

检察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当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惩治腐败不力、司法不公、人权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围绕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 ,促进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路、方案和设想。     

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法部门都要有理论基础。经济法理论基础应当以讲求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部门法理论基础为立论之本,并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出来。以往学界关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故诸说成立的根据不充分;而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对于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及覆盖的法内容,又无力支撑。于是,寻找经济法自身的根本理论支撑就十分关键了。笔者研究发现,经济法为了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必须不断解决个体性经营无序带来的"整体"损害问题,于是,经济法配置的整体性经济权应当是限定个体性经营权的职权。笔者将这一理论称为"限权论"并定位为经济法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也是在与民商法的"保权论"、行政法的"控权论"、社会法的"扶权论"等理论基础的界分和协调中形成的。     

节目还是信号?——广播组织权客体探惑

对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问题,学界始终在"信号"与"节目"间争论不休.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也经历了从一审稿中"载有节目的 信号"到二审稿及最终生效稿"广播、电视"的过程.尽管《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已经完成,但重新审视学界关于"信号说"与"节目说"的观点,对于理解广播组织权客体仍有必要.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探究广播组织权的设立初衷,结合学界对广播组织权客体"节目说"与"信号说"两种观点,在体系解释框架下对广播组织权制度的走向进行展望,以保证法律条款之间的融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