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思路

功利主义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却无法解决,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之相抗衡,这个正义理论是通过虚拟和抽象推理证明出来的,是原初状态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人们共同选择的有关构建社会基本结构的理论,试图达到一个平等乃至平均的结果以代替功利主义.     

有利的法——实质正义的极端化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部分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方面要求选择"有利于保护"某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法。这种规定虽然有体现冲突法实质正义追求的积极意义,但也为法院查明和准确适用外国法增加了难度,不利于司法任务的简单化。所谓"有利的法",要求法院在众多可适用的法中,通过比较选择一个能最好保护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实体法,这其实是美国"最好的法"选法方法的翻版。冲突法实质正义的趋向应当是有限度的,不应取代实体法所应发挥的作用,否则会破坏法律选择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丧失冲突法的规范价值和存在意义。鉴于该法生效时间不长,一时难以修改,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对之予以适当矫正。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正当程序的阐释——以自然法为视角

自然法蕴含的理性、正义、法治、权利等观念塑造了西方法治精神。发端于英国的正当程序作为西方宪政与法治传统中极其重要的理念和制度,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密切相关。自然正义源于自然法,自然法要求的采取回避和听取申辩原则,构成了正当程序的核心内容。美国宪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将自然法原则法定化。在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尤其是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从自然法的视角对其进行阐释,使正当程序成为捍卫自由主义、契约自由与个人基本权利的有力武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法的继承与超越。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空间隔离及其法制应对——以空间正义为视角

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逐步打破了“城乡两元”结构下的宏观空间隔离,但发生于城镇之中的微观空间隔离却正悄然滋生.进城农民在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边缘化和孤立化即是此种微观空间隔离的表现.城镇之中的空间隔离强化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固化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层,形成了“城市两元”的排斥性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空间正义目标之间有明显的背离.从法制层面来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空间隔离的消减,需要通过确立空间正义的法律目标,健全以混合居住为核心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以及进一步推进农民权利发展等措施加以应对.     

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邻避问题的价值判断是邻避研究的重要途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邻避设施建设就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邻避设施生产中的空间冲突反映了权力控制和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作为空间价值取向的空间正义,关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中的正义。我国邻避设施在空间生产认知、决策过程和结果补偿中存在价值偏离,应该在空间正义的原则下重新定义邻避行动以实现城市权力,促进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空间生产决策,科学规划凸显空间性的多元补偿方案,以此寻求邻避冲突的化解之道。     

马克思的实践正义观

正近代以来,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决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即人的平等自由问题。在当时物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德行的提升和意志的自由上。     

西沙海战：一场正义斗争

197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熬了通宵的毛泽东刚刚醒米，看到枣子上多了一份报告。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报告的最后六个字上——“保卫西沙群岛!”看着由叶剑英和周恩来联名签送的这份报告，毛泽东陷入了深思，随后拿起笔郑重地签下“同意”两个字。一场维护祖国尊严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了帷幕……     

道德与法律冲突的深层原因及消解的基本理路

作为社会规范，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人们某一行为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从理论上讲，一定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应当是一致的．否则人们将无所适从。然而，现代生活中法律与道德矛盾现象屡见不鲜。法律与道德时常发生冲突的现象。一直困扰着相关学界和社会有识之士。深入分析发生这种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提出消解冲突的基本理路．具有多方面的学科意义和实践价值。     

正义的情境:思考正义的语境之维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思考正义的维度: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前者认为可以确定适用于所有情境的基本正义原则,这种基本正义原则与所要分配的资源类型或社会制度类型无涉;后者则主张正义原则是具体情境化的而不是超越情境恒定不变的,情境与原则是始终依存的,并且特定情境下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的,并非某种恒定的基本原则的派生物.沃尔泽(Walzer)的正义理论是思考正义的语境之维的集中体现.     

大国政治中的正义谜题——阿拉伯变局与国际法价值反思

西方国家试图干涉叙利亚内政,而中俄等国持反对意见,这种对立使得国际正义的指标认定问题凸显出来。作为法律与政治伦理学的目标,正义的界定非常复杂,有着不同的视角。就国际法的正义价值而言,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正义观忽视人权的多样性、与人权相并行的价值、民主自身的缺陷和国际民主的必要性以及正当程序的法治原则。当今国际社会,人权不是正义的唯一因素,以人权为名义的霸权根本就不是正义。人权主体的多元性和具体对象的多层次性使得简单界定正义存在很大的障碍,甚至根本不可能;从理论逻辑和实践例证上看,国际正义必须建立在全面的信息基础上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作出,并且平等对待各方主体、遵循正当程序。在建构国际正义的进程中,中国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必要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