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     

现代性：中国法治化的生成支点

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境遇与多种压力下进行的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后现代思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理论。后现代理论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有其特定的生成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最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而且应当警觉中国前现代法律化与西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畸形杂交对中国法治化的消极影响。现代性应当是中国法治化必须记取的基本前提和必须围绕的一个中心。     

当有科学改革观

(一) 穿过20多年风雨历程,创下显赫的历史功绩,中国改革正面临新的抉择。由“郎成平事件”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中航油”新加坡期市越权违规操作造成巨亏,伊利高管集体涉嫌挪用巨资用于个人营利,专家一再敲响“权贵市场经济”的警钟,国企改制矛盾中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的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探求:新一轮改革何去何从?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强制婚检与婚姻自由的宪法保障

强制婚检与疾病婚禁婚制度有着密切的制度关联。在我国婚姻立法禁止患有特定疾病者结婚的前提下,法律将婚检设定为婚姻登记的前提条件有其合理性。但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民法典》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销,这是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符合宪法。在《民法典》不再将患有特定疾病作为禁婚对象的条件下,强制婚检制度就有必要随之改革。此外,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有助于推动公民在婚前积极进行婚检,因此没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的争议与解决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点到底是什么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余纪元先生认为,这种争议出现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弄清楚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究竟比较的是两种生活还是两种活动。本文首先通过论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得出理论理性优于实践理性的观点,并进而得出通过二者获得了两种幸福且这两种幸福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观点。其次,论述了由这两种不同幸福观所带来的综合论者和理智论者的争论,并提出了自己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的看法,最后通过引用余纪元先生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的解释来回应这种争论。     

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及其对当代中国制度理性构建的启迪

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平衡主义"为当代中国制度理性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