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加快制度创新完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要素市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建设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东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一重大战略举措。目前,东北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仍以国有经济为主。国有经济在产品、价格等方面已进入了市场,但在深层的产权、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上,却未能与时俱进。东北地区的要素市场化程度低,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这种状况已严重制约着东北的发展。因此,制度创新在降低东北要素市场交易费用中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才能改变东北地区制度供给不足的局面,才能真正提高东北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社会文明结构:二分法抑或三分法

社会文明结构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其中二分法和三分法的争论尤为激烈。二分法是一种长期以来居于学术界正统地位的观点，然而它具有在科学上的不严格性及与社会实践的不相适应性等缺点。社会文明的结构应该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这三个要素的统一体。制度文明是一种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区别的独立的客观的社会存在。构建“制度文明”范畴，引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分法，具有众多的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社会实践意义。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新旧《公司法》最低资本额制度之比较

我国旧《公司法》对公司最低出资额的规定较为严格，不仅公司设立的门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不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此次修改顺应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适应了国际竞争的环境。新《公司法》最低资本额制度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评析《食品安全法》的性别真空

《食品安全法》独特的调整范围关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本文以社会性别视角对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进行检视,发现其在权利主体、制度设计和事前预防方面存在的性别真空,在此基础上评析了其在运行中可能发生的对某些特殊群体的不利,最后对发现的问题从主体增加、制度完善、事前预防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试析行政法领域的思想解放及其走向

新中国行政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前行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未来的发展亦有赖于思想进一步解放。行政法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基本走向是:从管制行政到控权行政再到服务行政,从依政策行政到有法可依再到实质法治,从全能政府到职能转变再到行政组织法治化,从单方强制到刚柔相济再到合作参与,从轻视程序到程序合法再到程序当正,从公权神圣到接受监督再到完善监督、救济制度和建立责任政府等。     

广东文物警察体制问题调研报告

在广东省内,海关缉私警察、地方公安机关及所属公安边防部队,在应对包括文物走私在内的文物违法犯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作手段更新、机制改革和人员培训等方面总结了有益经验。建议借鉴缉私警察组建经验,扩大社会宣传的力度,尽快建成专职文物公安机构;着力改善缉私警察与地方公安部门、文物部门的关系,提高文物走私案件在缉私案件中的评价权重,更好发挥缉私警察的文物缉私核心作用;另外,建议扩大公安边防部门文物刑事案件办案权限,并在广东公安机关进行文物专职机构试点。     

中国工会职能实现过程中的资源需求与制度建设

党中央领导在中国工会十五大上明确提出:"把更多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为工会工作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从中国国情和当前的实际出发,为工会工作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可以从权力资源、法律资源和舆论资源等方面进行拓展,并从制度建设入手对党和政府所赋予的资源和手段的供给、使用和管理加以规范和保障,确保工会职能的充分实现。     

权力行使类型理论的延伸性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权力行使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为一对基本类型和依不同标准而划分的三对"子类型"的结构。"本质的、功能的、深层的、活动的研究"方法,叙事与论理相结合的方法,是权力行使类型理论得以构建的前提,也是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方法。纵向权力的"不定数"特性和不同的人性论预设,构成了权力行使类型理论有效性的内在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官吏群体和稳定、成熟的制度环境,是权力行使类型理论有效性的外在条件。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制度变迁,深刻改变了权力行使类型理论发生作用的条件,然而传统文化是活的文化,正在走向复兴的现代中国,有条件积极利用权力行使类型理论这一珍贵的传统资源,营造讲究为官之道的现代"官文化",促进和谐行政,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