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拟制的自认

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体现,拟制的自认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均有明确规定。关于当事人的“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否作为拟制的自认,德国规定了较严格的许可要件,日本不将其看作自认,我国台湾地区则赋予法院裁量权。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拟制的自认虽已有规定,但在下列方面仍亟待完善:对不争执与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当予以区别;拟制的自认之最终认定时间应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开庭审理时不争执的事实并不当然视为自认;开庭审理期日当事人缺席时亦可适用拟制的自认予以处理。     

试论侦查活动中刑事证据的真实性

刑事证据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其真实性包含实质真实与法律真实两个方面。侦查活动中,既要注重对证据实质内容的调查与论证,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统一,又要严格法律程序,使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专利引诱侵权之主观故意的认定——以美国阿美山姆诉培肯艾尔莫案为视角

如果只有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这几种行为才构成专利侵权的话,在很多情况下,专利权人得不到真正的保护。比如,专利权人拥有一项关于A产品的专利。某个厂家大批量地生产了A产品的大部分零件并成套出售;顾客在购买了这种成套的零件之     

官员“个性”与施政的关系

“个性”其实并不是施政的要件．它的价值．远远比不上科学精神、民主作风．而后者．不应该是官员的“个性”，而应该是官员的“共性”。许多中国官员长期以来所缺乏的，也并不是“个性”，而是科学精神，民主作风。     

医疗事故罪客观要件探析

认定医疗事故罪,在客观上首先必须存在合法的医疗行为。其次必须在合法的医疗过程中出现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认定严重不负责任,应当主要结合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把违反常规性、常识性的注意义务,以及常发性的过失行为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再次,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应当根据《刑法》所规定的重伤标准去判断。最后,严重不负责任是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的主要原因力。     

构建国民内心和谐的有效途径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的终极意义就是要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一方面,要靠政府的善治来提供外在的条件、环境和空间，让和谐社会作为国民幸福的根基；另一方面，更要靠我们同民个体构建内心的和谐来获得。所谓内心的和谐（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人的主观感受对于外在世界的反映达到一种协调，表现为满意，进而产生和谐、愉悦的感觉。内心的和谐往往是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是国民个体主观感到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而若想构建内心的和谐，就必须在明确影响国民内心和谐的三大心理要素即个体的性格、认知、情感的基础上，调整好国民的心态，让国民正确看待社会，努力培养国民的健康人格，从而尽可能让国民拥有更多的幸福。其具体构建内心和谐的途径有三点。     

持有犯论要

持有犯是个性明显且争议较大的犯罪形态。持有不是自然位置 ,而是能够征表人生活态度的行为 ,满足于具有物品存在的意识和物品事实或法律上的支配。共同持有人的判定需考虑作为义务的施加与法秩序是否契合 ,人数过多时应引入“保证人地位”予以限制。内容物的持有贯彻推定 ,即持有包装物就持有内容物 ;遗忘不影响持有的成立。考虑到犯罪构成的体系性 ,我国持有犯的主观要件不能表述为严格责任 ,推定罪过或然说较为恰当。     

举证责任倒置与医疗事故的认定

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是我国法律认定、处理特殊侵权民事行为的重要原则。但举证责任倒置只是认定医疗事故各环节中的一部分。认定医疗事故必须完整地把握其全部构成要件。     

论犯罪心理痕迹及其在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心理痕迹是现代侦查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座谈访问、摸底排队等传统侦查手段的强有力支持和补充。对犯罪心理痕迹的捕捉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即主观分析法和犯罪心理测试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一起交通肇事案的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条件包括事实要件和价值要件。前者由客观要素和心理要素构成,即行为客观情状的非常性和行为动机形成的受涉性。后者是指行为在刑法上的可宽宥性。必须同时具备事实要件和价值要件,才能成立期待可能性。在我国,期待可能性理论目前主要还停留在学理研究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期待可能性进行分析,既有利于实现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内在价值,也有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