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欠妥.董氏公羊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神学政治论,既是武帝时期弊政的思想根源、也是西汉覆亡的的思想根源,而西汉"宣、元中兴"恰好是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天人相分"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技艺美学思想研究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技艺美学崇尚天人合一,传统社会遵循的是天人合一的技艺观。这种传统技艺观主要是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轻技重道,该技艺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人艺术。然而,中国传统技艺美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向度,即"天人相分"。"天人相分"的技艺观,根植于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资源,充分肯定人为,强调由技进道。该技艺观在宫廷艺术和民间艺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真工实能的技艺追求与心性论色彩浓重的天人合一技艺观相异趣,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现实适用性,对当代工匠精神的拓展有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王充对“天”的解构

董仲舒在发展天人感应学说时所采用的宗教神秘主义方式,发展到后期逐渐与谶纬相结合,导致了封建迷信的泛滥。而天人感应论者所人格化了的、有意志有目的的"天"便成为了种种虚妄祸福观的保证。因此,为驱除弥漫在东汉社会意识领域的神学迷信之风,以"疾虚妄"为己任的王充从天人感应的核心思想——感应论、灾异谴告说、祥瑞说三个方面对"天"进行了理性主义的解构。     

从史学视野看中西人文精神之异同

中西人文精神的发生均以究天人之际为基点,但西方人文精神源于天与人的彻底分离,而中国人文精神源于天命的人问化与道德化.与之相应,西方人文精神以追问人性与命运的本质为基本命题,而中国人文精神以寻求道德与天命的贯通为主要内容.中西人文精神的差异,根源于思辨理性与经验理性的区别,前者以主客对立的认识模式与批判分析的思维进路去追问神与人的本质,后者则用主客不分的认识模式与经验证悟的思维进路协调天与人的关系.不同的理性精神与迥异的认识模式、思维进路,促使中西人文精神既有不同的起源又有各自的主题,从而塑造了中西人文精神的两大传统.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出自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采纳这一建议，并作出决策的是汉武帝，这都是于史有据的。     

话说初秋养生

立秋之后，气候日渐干燥，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经过气血顺畅的夏季．天气迅速由湿热转为干燥。人体也到了“夏秋之交”的分水岭。夏秋之交是人体最为敏感的时期，特别容易产生倦怠、乏力、烦躁的感觉，易使人情绪产生波动。或烦躁，或伤感，从而引起忧郁、悲伤。从“天人相应”来看，肺属金，与秋气相应，肺主气司呼吸，在志为忧。肺气虚者对秋天气候的变化敏感。     

“天人相分”与人的尊严——荀子“天论”的一个侧面

荀子的“天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在他的整个思想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亦可认为．不探究荀子之“天论”则无以究明荀子之思想。本文盖无意全面描述“天论”的整个理论主张，而只是将视角聚焦于：在荀子“天人相分”观念之条列下，当“天”不再是人所依恃和委身的最高主宰时，当认识到人的世界与天的秩序之间并没有所谓的自然和谐之后，正是人藉由其“智”与“能”担负着董理天地、财官万物，使人间和谐，万物各得其宜的任务和责任，而正是对这种神圣任务的承担，乃显出人的尊严的获致。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精神的东西才不会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人们应当怎样面对自身、国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哲学所揭示的内涵，正是对我们现代生活的昭示，本文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中价值观内容简要评述，为现代人提供某种警示。     

浅论南宋学者袁燮的社会和谐思想

袁燮为宋代浙东儒家学者的代表，他深刻地洞悉了“和”的意义，以“天人一致”为逻辑支点，建立了天地人整体和谐的价值取向，而在自然、社会、人的关联系统中，他总是以人为核心。为了建立社会的和谐，袁燮提出了种种解决之道，如加强民主、顺乎民心、强调自我修养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焕发着思想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