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文化樊篱——第三代诗歌与反文化

第三代诗歌以反文化、反意象、反崇高为旗帜，他们试图通过反文化来回到本真世界，他们逃避自我，通过客观还原、消解意义的方式来追求世界的本真，但诗歌语言仍然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又通过解构语言，大量运用口语来背叛规范化的诗歌语言。尽管彻底的反文化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努力已经打破了原先僵化的局面，带来了新的可能。     

为单位获利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应构成挪用公款罪

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的,其目的是个人使用公款。如果为本单位获利息,将本单位公款擅自借贷给个人使用,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司法实践中有不同意见,有必要进行研究。我们从分析研究金某、王某挪用公款、贪污一案中,可以得到启示。     

领导岗位分析及其合理匹配

针对目前我国领导岗位分类的现实,特别是近年来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问题不断发生的局面,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在选拔和任用各级干部时一再强调的所谓"德才兼备"标准的实际操作可能性。在笔者看来,笼统地强调"德才兼备",在实践中暴露出几个问题:一是对"德"和"才"缺乏可操作性的测评指标,在实践中有可能导致以主观判断取代客观     

街道建立总工会后的若干思考

街道是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当前,如何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强街道工会建设,提升工会工作水平,摸索出一条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体现特色、发挥作用的街道工会工作新路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在原有基础上,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在区总工会的指导下,于 2005年11月率先试点成立了松江     

恶意民事诉讼应纳入妨害司法罪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采用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恶意将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卷入诉讼的行为。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并以此作为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支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第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美丽的了断

法律制度出自人的手笔,所以与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例如,法典化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法典崇拜折射出可知论的乐观;诉讼理论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则表明人类开始承认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认为:法律起源于复仇。在专门的司法机构产生之前,复仇是私人与家族的事务,由于私人复仇导致社会成本过大,逐渐出现了专业复仇机构——司法机关。这种观点给予了一种启示:法律的任务是了断。诸多法律制度验证了这一点:诉讼时效:两审终审;举证责任……这些制度设计都宛如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所唱,“真的该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生活需要继续,冲突必须消解,所以陈年往事不再     

信用证诈骗罪新探

信用证诈骗罪是我国修订刑法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新型犯罪,近年来发案率较高,危害巨大,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不少疑难急议问题.本文对信用证诈骗罪犯罪的构成和认定中的若干问题予以探讨.     

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关键所在

乌丙安在《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撰文指出，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抢救和保护。让我们看到了民俗文化现在生存状态的客观实际：存保护工程中已经运用了知识、方法和技能，使我们检测到民俗学自身知识质量、水平以及工具性的操作技能等主观实际。经过近年主客观两个实际的紧密互动．我们不难发现处于主观方面的中国民俗学，自身存在着不小的缺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民俗文化的原有底数不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社会转型的今天．     

创建“服务型金融体系”

当前发展服务型金融,应该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改革。1.树立服务型的金融监管理念与发展策略。首先,服务型的金融监管,要求适当放松管制而加强管理。金融业放松准入管制而加强管理艺术,已经成为当前的国际主流。只有引入多元化的资本,才能建立服务于不同客户群体的金融机构,否则资金配置的扭曲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结构风险。其次,服务型金融监管,要求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对法的国家意志性命题的辩护

<正> 对于"法是国家意志体现"这一命题,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从两方面抨击甚猛。一是批判该命题所带有的"阶级利益一元论"倾向,认为该倾向否定法律反映包括社会共同利益在内的多元利益的事实和法只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观点;一是批判该命题所导致的"唯意志论"倾向。对原有的法的国家意志性命题进行批判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这种批判要怎样进行。是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个命题,代之以一种其它命题,如某些同志所主张的权利论或正义论命题?还是把这个命题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命题保留下来,并重新加以解释,揭示出该命题所对应或描述的法的事实状况——法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法制的完备与欠缺,进而将对法的现实性考察与现实性批判结合起来?作者认为这对当前的法理学研究颇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