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环境合作的民意基础——欧盟环境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与公众认知分析

一直以来,欧盟在保护环境上起着全球领先者的作用,考虑到中欧双方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对全球抑制环境恶化和改善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了解欧盟环境和能源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眼中欧盟作为环境行动者的形象,对中欧双方学界和政界进一步探讨双边合作的潜力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讨论欧盟的各种对外身份和形象入手,论述欧盟在环境、气候和能源问题上作为全球领先者的贡献以及中欧在保护环境和气候变化上的合作,然后考察欧盟环境行动者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分析中国市民、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学者以及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对欧盟这一形象的认同和感知,并探讨其对中欧未来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相关问题合作的启示。     

论拉图尔科技哲学思想中的现象学意蕴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运用科学人类学的方法,亲身进入实验室研究,观察、记录实验室的科学活动,以此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并非自然世界的表象,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科学家集体内外争论、磋商和妥协的结果。把实验室内部活动与外部活动连接起来,试图对称地处理科学中的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构建了统摄自然、社会、科学、技术在内的联合的行动者网络。而且其方法蕴含了现象学精髓即"面向事实本身",对科学技术的微观考察。本文对核心概念进行剖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拉图尔科技哲学中所蕴含的现象学精神。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阿根廷养老金改革相关政治行动者利益博弈分析

阿根廷养老金私有化改革运行14年以后,于2008年重新回到完全的现收现付制,这在拉美地区属于首例。本文试图从政治学角度探讨阿根廷养老金私有化和再次国有化改革过程中不同政治行动者的利益博弈。在养老金私有化改革过程中,执政党拥有绝大多数席位,行政权力较大,国际金融机构和国内私人金融部门极力支持改革,虽然工会组织基于维护劳动者利益强烈反对改革,但工会能力不足和财政资源匮乏弱化了私有化改革阻力。在养老金国有化改革过程中,执政党和工会的目标不谋而合,极力推动改革,但由于国内重要否决点的缺失,反对力量相对较弱,使得国有化改革方案比私有化改革方案更易通过。     

色狼时代还是色羊时代

狼好不好色，没人考证，但是自从把色与狼二字联系在一起后。这种沉默而凶狠的动物就成了花花男人的代名词。大约是狼喜欢跟踪的特性让人联想到。女人上街遇到尾随的男人，就会在心里惊呼：狼!再遇到尾随且有行动者，就可以确定：色狼。     

政策网络: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政策网络作为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理解,主张充分重视政府之外的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积聚新的社区治理能力,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社会需求,从而避免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能力的情形。社区的政策网络既能描述社区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能成为社区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问题解决的路径及工具,为预测社区治理的良好结果或产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政策网络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危机的新思路,它的基本要素、关系结构和主要功能等方面构成了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岁月台湾（7）

1979美丽岛事件 1978年中坜事件后，台湾反对运动出现向社会扩散的现象。由于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知识水平提高，对政治上层逐渐形成冲击，带来分权的压力。与早年反对运动不同的是，此时反对者既非书生论政，亦非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结合政治、社会思想的行动者，通过群众运动要求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平等的参政地位．     

超越结构与行动——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路径反思与“结构化”分析框架建构

随着政策问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政策网络逐渐成为政策分析的主要范式,如何发展和完善政策网络理论也随之成为政策网络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研究路径均尝试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即政策网络的产生、维持和变迁,政策网络和政策过程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政策网络和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解释和回应。尽管西方政策研究者通过政策网络类型学和行动者模型对政策网络理论进行了完善,但以上两种路径在对“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问题的处理上存在明显二元对立的倾向,因而无法有效回应政策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引入结构化理论之后,上述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政策网络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都大幅提高。     

大气污染多元协同治理的比较研究:典型国家的跨案例分析

如何协调多元行动者、构建高效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难题。研究采用文献荟萃和跨案例聚类分析的方法,梳理11个国家的14个典型案例,探讨不同行动者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主要角色和协同治理的结构特点。研究发现:(1)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政府是积极主动的资源提供者与制度建设者,公众是广泛、主动的维权者与监督者,企业是相对被动的资源提供者与执行者,专家学者是积极主动的信息提供者、志愿者与促进者,非营利组织是灵活的信息提供者、志愿者与监督者;(2)有效多元的行动者参与、较大的协同规模、开放的协同网络、密切的协同关系、合作的关系性质共同促成成功的协同治理结果,而协同联结模式与治理结果无显著关系。最后,对如何优化和改进我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论伦理认同与个体认同

现代道德世界中"伦理认同"日益成为个体化存在的"策略性"方案,变为个体"同一性"的辩护理由,即"审慎的行为目标与道德理论性"之间的统一。因而,道德行动的原生性(行为的内在冲动)与建制性(行为的合目的性规定)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关系,就成为"伦理认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