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农业生产率比较研究——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1995—2009年的海峡两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分析了其时序增长和差异演化趋势。结果显示：虽然两岸农业生产率增长差距缩小,但增长的动力源不同,两岸农业增长方式仍存在根本区别。另外,大陆各省份吸引台商农业投资状况是导致其区域农业生产率不平衡增长的主要因素。未来,大陆应进一步密切两岸在农技创新和推广上的合作,加强两岸农业合作组织间的交流,同时引导台商在大陆农业投资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近代中国新闻文化嬗变中的历史阵痛与现实解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近代中国的新闻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的撞击、融会、整合的历史阵痛中诞生，形成了由内部封建制诸因素、西方列强的发展与扩张以及基督教东进等社会历史因子的共同作用下的畸态现象。解读此现象，对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传播权的掌控、新闻霸权、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以及更新新闻传播理念，实现与国际化的顺利接轨等都有现实的启迪。     

集体腐败的情景预防理论分析

因集体腐败引致损失更大、影响更恶劣、作案更隐蔽使其成为了近期反腐工作中的焦点,集体腐败具有集体腐败主体的潜在性特征、集体腐败行为的被动性特征及集体腐败行为被动性转化的特征,聚焦腐败主体本位是目前集体腐败进行类型划分及其成因探源的主要方式,内因驱动是其主要逻辑起点。然而,忽视外因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主要局限。情景预防理论为认知和防治集体腐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引导。因此,必须在集体腐败特征、类型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削减外在引致环境、强化内在防控机制,切断内外关联三方面入手严惩集体腐败。     

齐鲁文化与新时期山东精神

山东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文化传统是构建新时期山东精神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两面性决定了齐鲁文化既给新时期山东精神的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也会形成惰性力量产生负面影响，这就要求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把对其优劣的认识从潜意识的自发层次提升到有意识的自觉层次，扬长避短，以对当下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偏低问题研究

企业收入分配权引发的问题,同财产权中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有因果关系。在企业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中,"共赢"的制度规则将使企业分配带来"共赢"的结果,反之则相反。因此,调整企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保持外部约束的"刚性",促使企业对资本财产权中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加以调整,以此实现属于劳动者的企业增量收入分配权。     

英美刑法中共谋犯罪的犯罪行为

共谋犯罪，作为英美刑法中的一种不完整犯罪，其构成不同于一般犯罪。在英关传统的犯罪构成模式下，共谋犯罪的犯罪行为要件仍然是司法实践中的理论依据。一般地，提到共谋犯罪必然会涉及到协议和外部行为要件。     

危机意识下的“学科突围”-2012年中国法律思想史年会分析

2012年12月22日，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主题为“先秦法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与当下学术研究之探索”的2012年学术年会，本次会议汇集了法律思想史领域老中青三代的120多位学者，整个会议充满着浓厚的危机意识，无论是针对主题，还是在主题之外，学者们通过不同角度和方式探讨了法律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前景和方式。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     

构建境外就业促进机制拓宽就业渠道

我国大陆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劳动力需求。积极拓展境外就业、谋求国际劳务合作是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渠道。当前,拓展境外就业应尽快提高对外劳务合作的技术含量,大力发展技术劳务输出;制订“境外就业保障和促进法”,保障境外就业者权益;改革劳务输出管理体制,成立“境外就业促进局”,建立“一站式”境外就业服务;设立“促进境外就业保障基金”;加速境外劳务市场的自动化、信息化建设,以境外就业的信息化建设促进境外就业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     

非监禁刑预防再犯功能的系统论考量

社区矫正系统由对象、主体、技术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社区矫正对于矫治罪犯、节省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积极功效。社区矫正具有多元的目标体系，而实现预防再犯效果的最优是其核心目标。由于缺乏实证调查与分析，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还无法定论。增强社区矫正系统内各要素的性能，优化社区矫正系统的组织结构，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外部环境，是提高社区矫正整体功能的基本途径。其中，优化社区矫正的组织结构、调整各方关系是有效提高社区矫正功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