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与西洋的统合——明治哲学家们的追求

日本哲学的形成是通过西周这一人物导入西方哲学才得以成立的,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了与之对抗的现象,即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站在儒教的立场,井上圆了、清泽满之站在佛教的立场,展开了与西方哲学的对抗。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否定西方哲学,而是形成了一条将西方与东方融合起来的道路,从而为西田几多郎的"场所的逻辑"奠定了基础。     

客观性的探索与主体性的确立——“日本的哲学”课题

真正的"哲学",应该说并不是在一个背离"生命"的、抽象思辨的过程中被捏造出来的学问。倒不如说,它的本质就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的精炼化"。日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具体事象的立场,以自身的存在经验所凝练出来的精神活动为核心,由此来展开自身的学术研究。"日本的哲学"这一研究本身应该说带有了双重内涵:第一,应该是一个学术探索,即如今要站在"哲学的"基础上来认真地、客观地重新探索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传承;第二,应该说是一个哲学研究,即不局限于第一个立场,而是要在"现代"这一科学技术极度发达、文明冲突与异文化摩擦频繁发生、充满了冲突与争执的全球化人类社会之中,我们日本人面对世界必须形成一种主体性的自觉,必须提出并树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性"的"人生观·世界观"。     

日本如何接受“哲学”?

1591年在日本第1次出现了关于"哲学"(音译片假名标记)的记载;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在"希哲学"、"求圣学"这样的概念之外,日本人还尝试了"究理学"、"性理学"、"理学"、"理论"、"玄学"、"知识学"等各种各样的翻译。在这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理学"这一概念。但是,1874年(明治7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最终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西周认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与之不同,西方哲学从根底上就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而是通过批判与检验把握事物的真相,获得真理观念。即认为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中江兆民关于"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名言,反映出日本在经验的理论化这一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     

对谈:日本哲学的成立、意义与展望

前近代日本究竟有无哲学,日本哲学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关于日本有无哲学的讨论意义何在?这是中日哲学研究者近年来热议的课题。本文作者认为,关于日本是否有哲学的判断基准在于如何理解"何谓哲学"的问题。无论从狭义的哲学,还是广义的哲学理解来看,日本都有哲学。概而言之,它大体包含以下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自古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即日本人关于自然与人的深层性思考;其二,引进西方哲学后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三,在与西方哲学对决(对话)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独自的哲学创造。但是,在思考日本哲学问题时要注意"思想"与"哲学"的区别,以免泛哲学化。思想只是"臆见"、主观的、想当然的,但不是哲学思维;哲学必须是建立在"逻格斯(Logos)"基础之上,努力追求抵达客观性依据的学说。     

Rights in Criminal Law in the Light of a Will Theory

The will theory of rights has so far been considered incapable of capturing individual rights under criminal law. Adherents of the will theory, therefore, have defended the claim that criminal law does not assign rights to individuals.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first, that criminal law does assign individual rights and second, that the will theory of rights ma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ights. The two major implications of the account are: a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principle for criminal law, an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 idea of punishment as restitution.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在运行机制和功能上都有其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它还内蕴着规律的复杂动态网络系统的交互作用。正确把握这些规律及其交互作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私德"的批判与继承

“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是梁启超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进行道德革命时,他用资产阶级的“公德”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则用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去补充资产阶级的“公德”。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化,是从道德革命到道德建设的深化,是思想上的前进,不是思想上的倒退。     

高校哲学课教学创新的思考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大学的哲学课堂却普遍是死气沉沉,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文章对高校哲学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哲学课教学改革的一些设想。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中国古代侦查谋略探源

中国古代侦查谋略极为发达,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典哲学的产生为侦查谋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权谋之争和频繁的战争为侦查谋略的运用提供了实践基础;三是后人对前代的学习与继承是侦查谋略发展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