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公民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公民监督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公民监督的作用远 没有得到发挥。完善公民监督,应当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强化对公民监督的法律保障,完善公民监督的有效途 径,实行政务活动公开化,完善听证制度。     

从一维到多元——浅议社会转型期公安专业学生思想教育的改进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Central Com- mittee of CPC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put forward“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How to adhere to such a sprit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chief task for police colleges.Police colleges should change the concept of unitary model to the model of pluralism to increase student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vel.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益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     

加强实验室特色建设 培养高素质公安专门人才

公安院校实验室是进行实践教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实验是实践教学中的重要一环,相对于课程教学,具有直观性、实践性、探索性和启发性等特点,是培养学员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的有效途径。公安院校如何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体现公安特色,培养高素质的公安专门人才,必须在创新和开放上下功夫。     

把握教学培训统一契机提高警体教学水平

肩负着职业培训、学历教育双重任务的警察院校在教学培训中可从五个方面提高警体教学水平:正确分析教学对象,使教学内容做到因材施教;充分整合公安教育中各方物力与财力,使教学设备发挥最佳效能;探讨教育规律与过程,丰富教学方法;发挥人才优势,进行教学科研课题攻关;均衡师资结构,达到教、训协调发展.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     

公安教育模式改革思考

从教育价值观的角度看,公安学历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公安院校必须审视自己的不足,进行如下一些改革:一是要建立学员淘汰、交流制度,二是要大力完善公安院校和公安实务部门的人事交流制度,三是要挖掘潜力,开发公安院校内部教育资源.     

德国防暴警察解救人质策略

德国边防警察部队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防暴警察的行动战术 ,结合本国反恐怖的形势和要求 ,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反劫持战术和解救人质策略。概括地讲 ,德国边防警察部队防暴警察和特种防暴警察在对付劫持人质事件中注重谈判技巧 ,讲求方法取胜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诉诸武力 ,也要争取多方配合 ,巧施骗术 ,蒙蔽劫持者 ,给武力行动创造最佳时机 ,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优势 ,力求速战速决 ,最大限度减少人质伤亡 ,保证反劫持解救人质行动的胜利     

党风问题的哲学探源--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辩证分析党风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

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理解党风问题,党风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以及由主观主义引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去辩证分析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则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失缺“共性”意义上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媒介体所致。因此,对党员干部实践活动的过程研究,有助于根除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党风存在的问题。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