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流质约款之合理性反思

流质约款是指民商主体当事人之间在有关物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于债务人到期未能清偿债务时即由担保权人取得所约定的担保物的所有权的条款。流质约款为国内外多数担保立法明确禁止,亦为我国民商法学界所否定。但是反观民商法理论上有关禁止流质约款的理由,却存在着诸多让人难以信服和与现实生活的悖谬之处,其立法规定也缺乏有力根据。我国的物权立法对流质约款应当予以认可。     

期望损害赔偿的实现:替代交易的研究

在损害赔偿法中,替代交易是一种有效的计算期望损害赔偿的方法,其已经得到各国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条约或示范法文本的支持。替代交易相对于传统的期望赔偿或实际履行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和操作性便利,如接近合同履行后的地位、增加确定性、阻止或最小化间接损失的社会成本、有效分配市场风险等等。替代交易的构成体现为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其中实体要素中合理性最为重要,实践中有必要将替代交易分为搜寻和实际选择两个阶段,而且替代交易无需经由法院或非诉讼程序。替代交易是一种任意性救济方式,只适用于不履行的情况,同时在其适用上不限于商事交易和货物交易等。我国未来的合同法修改应当将替代交易予以制度化,以使期望损害赔偿更具现实力,实现合同救济的目的。     

消费伦理的现实性质疑

本文通过对伦理与道德的词源学考察提出了“消费”与“伦理”的结合所可能存在的词语矛盾。尽管现代消费社会通过对消费的重新阐释消解了消费伦理的矛盾性,并从道德的正当性与经济的合理性两个方面设定了消费伦理存在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消费伦理却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现实性。本文通过对消费伦理存在的现实性的三种质疑,试图以否定的方式来完善消费伦理的理论建构。     

土地征用纠纷的司法审查权

司法机构应当审查土地征用纠纷的合理性及具体适用原则。在现行法律环境下,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倾向于不受理土地征用纠纷。这导致纠纷的搁置与延期,使利益冲突长期悬而不决,方便土地征用权滥用。司法机构的介入为检验征用补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客观中介,有助于改善被征用土地的定价系统、减少土地权属流转中的磨擦。通过立法确认司法救济的上述功能最终有利于实现土地征用的社会效益。     

穿行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从法律文化的视角解读"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一司法政策的出台是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而日渐成熟的,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该项司法政策进行评述,就会发现,该政策既有存在的深厚文化土壤,又具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是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求平衡的司法选择.     

人心似铁与官法如炉:“无文”视域下的清代司法审判

清代司法审判的性质和裁判依据一直以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中可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来指导今天的司法实践。把清代的司法审判还原到清代的社会现实来进行实证研究,应该从以下两个维度思考:其一,以普通人对法律的认知及司法诉求来探讨其对清代司法审判的影响;其二,以断案官员自身的理念和对普通人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的了解为前提,并且在背景依赖的制约下来探讨官员对清代司法审判结果的影响。清代司法审判的性质和官员的断案基准是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展现的。     

论行政诉讼上的合理性审查

在行政诉讼上由"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构建的合理性审查,就是实质合法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胪列的各种审查标准实际上暗含着适用次序,形式合法审查标准先于实质合法审查标准,"滥用职权"先于"明显不当"。这对于隔断随意流动、阐释各自的内涵与边界、形成较为稳定的解释结构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科学合理地界定"滥用职权""明显不当",对于"滥用职权"的解释应当去主观化,受限于变更判决的"木桶效应",不宜无限扩大"明显不当"的内涵。     

法律因何合法、怎样合理?——法律商谈论语境中的考察

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法律合法性和合理性论题,但由于其经验主义取向和价值无涉立场,只能得出实证论结论,即法律合法性就是法律的实际有效性或法律被人们所实际遵循,形式法律就是合理性法律。哈贝马斯在其交往合理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商谈论,认为法律是否合法的根据并不在于它是否实际有效,而在于它是否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为前提要件的法律商谈精神。法律的合理化要旨在于将体现对话商谈精神的合法性法律要求进行具体社会实践式的兑现。     

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对司法正义的一种理解

以冲突解决中的人类需要为依据 ,冲突解决的公正性、效率性、确定性和自治性构成了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的各要素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矛盾 ,这意味着当事人和社会都必须理性地为冲突解决设定现实目标。对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的揭示 ,具有冲突解决的正当性的构建功能     

调解的技术合理性——一种中观的组织结构-功能论的解读

调解的同等组织结构,为嵌入该结构的民意沟通提供了平等而自由的“理想的言谈情景”,形成了“主体间性”和“主体间性结构”,为充分、深入而成功的民意沟通提供了可能和技术保障,并在沟通中滋生出一种建基于自身组织技术上的既不同于立法也有别于司法审判的沟通合法性,即技术合理性.制度的命运最终决定于自身技术.调解之所以能长存于古今中外,在于自身的技术合理性,而不是外在的意识形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