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以辽宁“青马工程”为例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1)是关乎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工程。2007年开始启动的辽宁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培养对象的不均衡,培养方法的简单和陈旧,培养内容的不统一导致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一是以大学生作为培养重心,兼顾共青团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构建三者有机统一的培养体系;二是所建立的培养路径具有持续性和系统性;三是注重培养学员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四是形成制度化的培训教学模式。     

大学生“多措并举解心结”育心工程的实践与成效

育人先育心，为营造和谐愉快的高校文化环境，不断创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载体，泰山医学院以育心作为切入口，深入挖掘教育资源，广泛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活动，整合多方资源，立体搭建了大学生“多措并举解心结”的育心工程，为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出了有益尝试。     

中国少先队的发展历程

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主要有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在严酷的革命战争中，     

第二媒介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统计,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联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与2005年同期相比,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10%的网民普及率将是互     

论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的规避策略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开放背景下,金融企业的风险防范尤为重要,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干预行为,或者是金融企业自身的不当操作,以及外来资金的操纵,都会酿成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企业的重要任务,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管,银行、证券等企业要规范行为,完善制度。     

司法之所以为司法的组织结构依据——论中国法院改革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司法之所以为司法,在于其功能不同于立法和行政,更在于它有一种不同于立法和行政的组织结构来保障。组织结构决定了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基本指向及其沟通和互动方式。中国法院以等级结构为主的组织结构,造成了所有进入法院的人的行为表现为以以垂直指向、纵向沟通和服从型互动为主;在审理阶段所有参与人的交流不积极,也不深入;判决权可能在法院内部被处于各等级结构的法官分享,也可能在法院以外被瓜分;还表现为"审"与"判"分离,判决书缺乏说理性,审判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中国法院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将这种以等级结构为主的组织结构变为以同等结构为主,将法院内可与审判分离的等级结构因素从法院中分离出来,进行更加集中化、行政化和等级化的管理。     

国家法难行之源：国家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从“依法收贷案”切入

以前有关“依法收贷案”的研究文章都认为这里的“法”就是“现行国家法”,但对此案细致分析发现并非如此,而是“王法”即中国传统法。中国国家法自古至今有一种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而今表现为一种现代化倾向）,缺乏一种现代法律所需要的人本主义精神因素,因此,国家法只得到了国家外部力量的推动,缺乏内部力量的驱动,其社会化动力不足。其社会化程度远低于中国传统的“法”与“德”,最终被“王法”置换,为中国传统的“德”所打败。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性模式的构建

社会各个领域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在学习、社交、情感、就业等方面心理问题也呈现多层次复合型,大学生因心理危机引发的休学、退学、自杀、犯罪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高校心理教育的效果微弱,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模式，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路径探索——以洛阳市为个案

文物保护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扶持,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虽然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其开发和保护研究却一直是现代转型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洛阳市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为个案,介绍了洛阳市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调查并分析了洛阳市文物保护的现状并总结了建国以来洛阳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形成了独特的“洛阳方式”。最后就洛阳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在城建、宣传、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等方面提出了探索性的保护路径。     

中国古代法律运行动力机制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经历了从家本位到国本位最后到国——家本位的发展历程，精神品质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只具国家（或集团）本位而不具个人本位；在最根本意义上，忽视甚至否定个人权利和利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种反人本主义的法律运行观，也是一种单纯国家主义的法律运行观。因此，其法律运行动力机制也相应地存在结构性缺陷：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推动而缺乏内部力量的驱动，法律社会化的动力不足，法律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法律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服从，最终使中国社会难以走上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