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与本质

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据其职能向犯罪发起的国家公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质表现为以审查刑事追诉、监督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手段和载体,主张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受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本质等事实存在,决定了其价值存在。为了实现其价值目的,刑事检察公诉必须立足于其职能属性,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对刑事检察公诉的需要。     

论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可能性——以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扩张为视角

本文从一则具体的案例入手提出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适格主体"的危机,并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日后的发展趋势,认为面临着社会化程度愈高、社会公共利益日益重要和社会公共利益意识淡薄的矛盾,当事人适格理论应该进行合理的扩张,给予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及其管理者和控制者外其他的社会成员、检察机关以及国家授权的社团以适格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以解决我国在公共利益司法保护上的制度缺失。     

刑事诉讼应设立公诉案件“控告才处理”制度

在现行刑事诉讼架构中,被害人在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并未实质性发挥主动作用。在立法层面,尽管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对自诉案件的规定试图为被害人权益保护提供救济途径,但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实务部门积极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虽然社会效果明显,但因欠缺理论依据而名不正、言不顺。在公诉案件中应设立控告才处理制度,对有些纯粹侵犯公民私人权益、对国家、社会利益没有造成明显危害的犯罪,只有在被害人向公安或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时,国家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被害人行使控告权作为案件进入公诉程序的启动按钮。     

“勉为其难”的责任 从刑事判决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证据责任

笔者经过对诸多刑事判决研究发现,法官以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提出证据支持辩护意见为由,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很显然,这是要求辩方对自己的辩护观点承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辩护律师对这种观点普遍持有异议,被告人也往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或申诉。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公诉案件中的证据责任问题显得极其重要。一、刑事判决书中法官要求辩方举证的几种主要情形第一种情形:辩方在反驳控方证据指出其证据存在着重大疑点相互矛盾时,法官要求辩方提出自己的新证据比如,在一起伤害案中,事发后被害人身负刀伤,指认…     

公诉成克杰（连载）

方工说：“我也不赞成那种认为一个人犯了罪,注定永远是个坏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犯罪后理当认罪忏悔,改过向善,真正这样做的人应该得到鼓励,但这不等于轻信。对待贪官的罪行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肃、公正地处罚；对他们是否悔罪，也应听其言而观其行，根据事实进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根绝那些被查处的贪官企图以虚假忏悔赢得社会同情进而骗得从轻处理的投机心理。”     

公诉成克杰（连载）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接到成克杰的上诉书、成克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成克杰案进行审查。经过阅卷，询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     

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

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政策,新模式的导入为民事诉讼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在目前代表人诉讼被搁置、集团诉讼短期无引入可能的背景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应采取民事公诉为主导,实验性诉讼、团体诉讼和公民诉讼为补充的模式选择路径。具体建言是:确立实验性诉讼、拓展民事公诉和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引进公民诉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诉讼环节的适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化发展，在司法领域，轻刑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要求。“两高”在2005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整个法学界和实务界屡见不鲜。面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意义尤为重要。     

浅议检察机关的求刑权

近来 ,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控诉犯罪的同时 ,能不能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呢 ?从求刑权的性质入手 ,对求刑权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并就求刑权在两大法系一些国家的实践作了一番考察 ,即可得出结论 :我国也应当确立检察机关的求刑权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浅析

中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虽然借鉴于前苏联,但是并不是中国所特别具有,与各国的同类制度相比,监督范围还嫌太窄。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国外同类制度。借鉴其有益之处,同时立足于我国现有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是法律监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