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时代的美国军事制度改革——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到罗伯特·盖茨

九一一事件以后,面对风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小布什政府开启了一个军事制度改革的时代。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罗伯特?盖茨持续不断地推动美国军事制度的改革,试图满足美国反恐战争的要求。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期间,积极推动美军转变军事学说,改革美军组织结构和国防部的制度形式,调整军政关系,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另外,美国还广泛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大力推动网络中心战。盖茨就任国防部长后,致力于处理拉姆斯菲尔德遗留的问题,继续推动美国的军事制度改革。他推动美国军事力量的再平衡,调整陆军的官僚体制,革新陆军文化,改革国防部的商业模式,并针对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念。尽管在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的军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阻力,但是其改革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制度,影响到未来美国军事制度变革的趋势。     

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

美国是如何评估外部威胁的?威胁评估如何影响美国大战略的转变?当前,学术界研究威胁评估主要存在理性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三种代表性路径。文章试图构建一个美国威胁评估的新解释模式,用来考察其大战略转变的过程。文章认为,美国威胁评估的本质是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因此,以总统为首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起着关键作用。美国的威胁评估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双向互动过程,即最高领导人如何看待外部威胁,以及核心组织部门和组织成员如何看待外部威胁,这两个过程分别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二是次序传递过程,即美国政府最核心的部门的威胁评估传递到外围部门,或外围部门的威胁评估塑造核心部门。双向互动和次序传递共同作用,形成了威胁评估的共识生成机制。探究这一机制,有利于我们理解2006年以来美国大战略从以打击恐怖主义为重心,转变为兼顾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中国崛起,再转变为以应对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为重心的过程。     

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北大核心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了威慑战略布局,提出了旨在威慑俄罗斯的战略倡议,并强化了与乌克兰的安全合作,提升了乌克兰的威慑能力。2021年11月,俄乌关系再次恶化后,美国反复向俄罗斯发出大规模经济制裁威胁。不断公布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情报,强化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试图吓阻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一努力失败了,但是美国借助对俄罗斯的空前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威慑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