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对“道”的“智性直观”

老子的＂道＂具有不可言说的至高地位,我们的感性不能直观它,这使得＂道＂和康德的＂知性物＂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老子的＂道＂是可以为我们所认知的,这一点又不同于康德的＂知性物＂。老子认为我们既不是用＂心＂来思维＂道＂的具体特征,也不是用感性来直观＂道＂,而是用＂心＂来观照＂道＂,也就是直观＂道＂。这样就和康德＂智性直观＂的概念有了契合之处,但不同的是,康德认为人类不可能拥有＂智性直观＂。     

重视成本考量:民主制度形态转换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以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的原因分析为例

任何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形态的有效运转都是要付出成本的。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不仅是由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的激增、公共管理事务的复杂等一般原因使然,更是由于直接民主在现实运行中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高于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成本这一特别原因导致的。基于成本比较考量的视角,客观深入分析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加深国人对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形态的理性认识,而且更有助于提高我们思考在当代如何将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形态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践能力,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又好又快发展。     

论亚里士多德的纯粹性理论——以幸福和友爱为视角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有三种：有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德性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朋友，快乐的友爱关注的是愉快，也不是朋友。这两种友爱都不是纯粹的友爱。当利益和愉悦消失时，友爱也会随之消失。只有德性的友爱是因朋友自身之故的友爱，它是纯粹的友爱。     

新时期依法行政难的文化原因浅论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但是在目前,我国依法行政的实践仍面临不少困难。实际上导致依法行政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和传统行政文化对当今正在大力推进的依法行政,既有着较大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不少的消极影响。在新时期,深刻分析传统法律文化和传统行政文化对依法行政的消极影响,既必要又迫切,既有一定理论价值又有一定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大本质属性浅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其与以往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也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打开他的心灵之窗

主动申请心理咨询 前段时间,我所在的监区新接收了一名服刑人员,叫王凌,44岁,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王凌入监几天后,我就听到与他同监舍的服刑人员反映:王凌性格孤僻,从不与他人闲聊,在生活细节方面很自私,总考虑自己,常因为吃喝或劳动与他人发生争执,有时在屋里胡乱溜达,看电视时有时发呆或者流泪.听了他们的话,我决定与王凌谈一谈.     

村民自治与农村政治发展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发的民主需求与国家有意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村民自治在发展中面临着四大困境,即人治与法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四对紧张关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村民自治,推动农村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试论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特点

作为现代民主基础工程的选举民主,其之实施客观上要付出成本。而在选举民主成本的构成形态中,经济成本是最为显性和最为重要的部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除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目的性等与其他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相同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承担主体的多元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目标取向的超经济性、绩效产出的难确定性、功能评价的折射性等基本特点。     

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渊源

邓小平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发展理论体系，在解放思想、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方面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正因为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发展观，成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共同生产视域下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基于M市P小区的案例分析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揭示各主体间合作的影响机理。借助共同生产理论搭建治理主体合作的“输入—加工—输出”框架，以M市P小区为例，分析主体间合作困境的形成过程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议事沟通平台悬置、社区“两委”权威弱化及技术应用形式化造成输入端治理要素收集效率低下，避责、逐利与抗争逻辑导致加工端对治理要素的处理失当，公共价值、身份认同和参与共识难以形成导致输出端主体对合作前景的消极评价，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主体合作关系破裂。可通过提高输入端治理要素的收集效率、引导加工端主体行为逻辑转变、引导治理主体对合作前景形成乐观预期，促进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