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人类发展困境"的当代破解

马克思基于对"现实个人"发展状况的深入研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现实人类发展困境"。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特征新要求,为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科学思想指导,对于促进"现实人类发展"具有共同价值。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职业困境的整体性治理——基于浙江省的调研

公共管理学需要一种“性别的想象力”,尤其要分析一种治理或政策对女性、儿童及家庭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在部分释放家庭生育需求的同时也在加剧育龄女性的照料压力以及职业发展困境。有效化解育龄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是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时代下人口结构优化战略面临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议题。基于浙江省的调研数据,笔者从雇主和育龄女性两个层面考察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对育龄女性职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隐性歧视强化、收入下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机会受阻等。基于整体性治理思路,从政府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生育成本多元主体共担机制的重构、托育服务体系以及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筑牢特殊困难群体和重点领域防疫的“铜墙铁壁”

疫情发生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民政部门紧盯困境儿童、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实际困难和殡葬领域重点难点,精心部署,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践行民政人初心使命。一是强化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加强保护救助。     

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博弈 ——以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房地产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在于政策参与者的关系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在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政策决策者与政策执行者表现出非劝说型博弈类型(亦为盟主游戏)。这是一种权力不对称的博弈,合作往往是基于实力不对称的强制下的合作。由于强制是与个体选择的价值和意愿相违背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悖论,整体与局部利益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困境。要想打破困境,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供给,需要强化中央的权威和信誉,中央为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健全政策执行的有关制度。     

欧亚经济联盟的多重一体化目标及其法治困境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一体化的目标趋势与愿望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功能性差异,即经济的先导性、政治的战略性、社会认同性、法律保障性、文化融通性等。在全球治理、互联互通和全球产业链正在生成的背景下,如何立足联盟多重发展目标,更好地发挥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应有作用,尚存诸多法治困境:从超国家制度与主权国家制度的衔接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不平衡对一致性规则形成的制约,再到联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对接的阻却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联盟从初级一体化规则向高级一体化规则演进的迫切需求等。面向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呈现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阶段过程性发展的趋势,基于历史文化的多重合法性根基将促动多重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决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交错并存中构建联盟法制机制,并促动规则治理的深化均是可期的。     

数码世家

彝良县总工会:走访慰问困难劳模和困难职工2020春节临近之际,彝良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皓霁在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钟琼的陪同下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把党委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困难劳模、困难职工身边。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省级先进工作者曾志成、省级劳动模范张凤银家中,对他们为全县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谢意,祝愿老人晚年生活吉祥如意。随后又到县良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县水泥厂,看望慰问了汪国云、唐元香等6名困难职工,鼓励他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善家庭生活,早日走出困境。     

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困境与出路

—、问题的提出2019年4月19日,一则西安女车主坐在奔驰车顶上维权的视频引发关注。女车主哭诉自己的经历:66万元买的奔驰车还没开出4S店,发动机就漏油了。经过多次沟通,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表示,汽车已经售出,只能按照三包规定更换发动机。之后女车主坦言,4S店对三包政策只认对己方有利的一面,当车主提出按照三包规定修车超过5天需要提供备用车的问题,却被告知需根据各店实际情况解决。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