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完善我省失业保险制度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后,吉林省委、省政府专题研究了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的实施纲要,把强化就业和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在二次创业、振兴吉林的过程中,失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振兴繁荣我省经济的坚实制度保     

我国惩戒处分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我国对于惩戒处分的法律规制最早体现在1982年4月10日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该条例废止后,我国对于惩戒处分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可以找到的相关法律依据主要是关于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的规定以及因劳动者的过错导致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从保障用人单位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出发,法律不可能也不宜详尽地规定惩戒处分的全部内容。对于惩戒处分的法律规制应根据定型化契约的特点,从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考虑规制的内容和方式。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惩戒处分的规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完善的思路应是以程序性规制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实体性限制,加强惩戒处分的正当性审查。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制度嬗变与功能解析

从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到2007年《劳动合同法》制订实行,我国的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制度逐渐发展完善,补偿范围有所扩大,补偿标准逐渐统一。经济补偿制度内容的变化反映了立法者对于其制度功能期待的加强。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劳动者由于自身的弱势性,因用人单位不履行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履行不当所受到的损害通过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责任的救济措施无法获得补偿。这就要求通过一种新的责任承担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合同权利,经济补偿制度应运而生。其存在的制度功能主要是为了弥补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无法顺利履行时劳动者所受到的损害。经济补偿制度功能的变化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倾斜保护达致利益平衡,否则制度功能的发挥必将受到影响。     

调职权论略

调职权是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而享有的单方变更劳动者工作岗位或工作地点的权利,这一权利需要受到法律法规或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工作规则的约束。以调职权的权利来源为划分标准,可将调职权分为法定调职权与约定调职权两种类型。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调职权与解雇权、惩戒权关系最为密切,三者既有相同之点又有差异之处,因此在区分调职权与解雇权、惩戒权的前提下,寻求三者之间的协调,尤为重要。     

私法公法化视野中的消费者权利保护

消费者问题的发生以及消费者运动的开展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交易的不平等性日渐凸显,消费者自身无力改变这种不平等性,向国家提出了权利保护的要求。消费者权利是从主体角度提出的权利概念,消费者具体人格的确立恰恰是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发展的动因之一。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制度是民法发展变化的重要体现,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法公法化的变迁。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我国在199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具有惩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和激励消费者维权的功能。但在司法实践中围绕该制度的适用却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知假买假者能否要求惩罚性赔偿,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欺诈”应如何理解以及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等问题。认可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对“欺诈”作有别于《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的解释以及重新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额度将有助于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