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日本角色的嬗变

日美关系经历了日本从属美国、半占领状态到相对平等的伙伴关系一系列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又开始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谋求成为"政治大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欲达成其角色重要嬗变的主观诉求。这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当前无核武器世界运动的前景分析

核武器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一之后，各大国争相研制核武器、发展自身核力量，并将其视为自身实力的象征和树立国际地位的工具。在冷战时期，关苏两国通过核竞赛来相互威慑对方。冷战结束后，核武器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如今伊核、朝核问题无不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因素。通过多轮六方会谈，朝核问题终于在今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朝鲜于6月27日炸毁了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今天，防扩散和核裁军才是人心所向，远离战争才是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选择。     

冷战后美日对台战略的比较研究

冷战后美日两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用台湾问题来阻碍中国发展与强大的意图逐渐明显。我们应该看到，两国的对台战略从根本上讲都是为各自的国家利益服务，由于两国的国家利益、国情及历史因素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对台战略既有一致性，又有很大的差别性。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美日这种“以台制华”战略的结构困境将越发突出，美日对台战略最终将如何演变深值关注。     

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国民经济动员特点比较

冷战结束后，美国于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了两次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性的现代化高技术局部战争，即两次海湾战争。两次海湾战争时隔12载，美国战争动员完成了从冷战时期的大规模全面战争动员向冷战后局部战争动员的演变。第一次海湾战争之时，处在全面战争状态的战争动员，尚不能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     

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新特点

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再度高涨并表现出新的特点，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呈现出内容上的全面性、层次上的多样性、范围上的全球性以及发展趋势的复杂性等新特点。研究这些特点，对深刻认识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乃至国际政治的新变化有重要意义。     

俄格冲突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2008年8月7日夜，俄格冲突爆发。俄罗斯取得军事胜利，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西方齐声谴责俄罗斯“侵略”行径，英国甚至呼吁成立反俄联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不惧怕新的冷战。俄罗斯与西方真的要回归“冷战”吗？     

浅析冷战初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实施经济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管制。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先后通过NSC41、NSC48两份文件,确立了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出口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中国参战后,美国将其升级为全面禁运,给中美经济关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安全提案的表决及其影响

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华安全提案的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议案.提案内容彰显了美国国会在军事安全层面上对中国的警惕、防范与限制倾向.在绝大多数对华安全提案的表决上,国会通过率极高,并且国会两党易于跨越党派界线形成高度一致的立场.通过对华安全提案的不断提出与表决,国会不仅成功渲染了"中国威胁论",监督、评估与牵制了行政部门的对华安全决策,而且导致中美经贸交往中摩擦不断,也严重限制与阻碍了中美之间在科技、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试论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

经济援助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的嬗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 960年、1 961～ 1 972年、1 973～ 1 980年、1 981～ 1 991年。其中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援助的低谷期 ,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是援助的高峰期。经济援助政策的实质不是促进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而是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安全利益及美国私人资本在拉美的利益     

后冷战欧洲秩序的危机

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但俄罗斯的三个决定，即退出常规武器公约、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本文认为，后冷战欧洲秩序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罗斯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在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对抗西方的新倾向背景下，西方不应该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专注于国家利益的接触政策和19世纪的权力政治，期望这样做来改善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