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实践展开

应急管理法治体系涉及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交叉融会,根植于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国家安全体系发展而不断健全完善。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展现出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责权利统一、多主体协同共治以及系统思维和方法,为我们清晰勾勒出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应然轮廓。面对应急管理法治存在的碎片化困局,需要衔接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系统构造以主体、程序及责任相配套的法治框架,并将分散、脱节的法治实施资源转化为整体、协同的力量和优势。     

海外利益保护人才培养体系探究

为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开展海外利益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现阶段,面临海外利益保护的学科专业地位亟待明确、海外利益保护的课程师资有待完善、海外利益保护的人才培养体系急需健全等问题时,应渐进式地明晰海外利益保护的学科专业地位,全方位地优化海外利益保护的课程师资,多维度地构建海外利益保护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保证海外利益保护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提出、提升,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等“五大要素”、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五个统筹”共同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党的十九大上被列入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具有原创性、总体性、先进性特征,实现了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与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数据安全监管的制度构建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赋予了国家安全概念更具时代性的内涵,数据安全也因此愈加得到重视。数据安全的保障高度依赖监管制度的完善,我国也依据实践需要初步构建起一套数据安全监管制度。我国现有数据安全监管制度主要由事前预防制度、事后处置制度,附加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为典型的特殊领域制度构成,基本实现覆盖数据生命周期及重点领域的监管。然而,上述制度在设计及运行方面均存在不足之处,产生了主管部门不明、监管制度模糊、制度适用重叠等问题。对此,须结合制度设计之目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在制度的颗粒度、衔接性方面进行改进,方可发挥数据安全监管制度维护数据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亚洲安全治理观的三维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亚洲安全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分别从理念、实践与制度三大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安全治理范式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亚洲安全治理观,在理念维度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主张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在实践维度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坚持亚洲方式和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为途径;在制度维度倡导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这三方面的理论创新,从理论层面摒弃和超越了源自西方的二元对立式的零和安全文化,对于世界、亚洲和中国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习近平关于公共安全的重要论述:一个总体框架

公共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战略管理的有关思想,构建一个“环境-使命-运作”的分析框架,从战略判断、战略定位、战略部署三个维度,来研究公共安全思想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对重要文献的文本分析发现,习近平关于公共安全的重要论述对公共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主要体现在严峻性、多样性、关联性三个方面;对公共安全作用的战略定位,主要体现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中国梦宏伟目标三个方面;对公共安全工作的战略部署,主要体现在全类型应对、全过程管理、全社会参与、全手段运用四个方面;作为战略统领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关于公共安全重要论述的战略指引和理论引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非法集资犯罪防控对策研究——以某理财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

当前经济安全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以新的手段和模式愈演愈烈,其扩大化趋势在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同时进一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引发多重社会问题。为了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为支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析非法集资犯罪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的影响,以某理财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探知非法集资犯罪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系统性地提出非法集资犯罪防控对策,以期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有所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