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的两个重大判断

正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善于立足实际、知微见著,判大势、谋大局,对事物发展趋势作出准确性预见。邓小平一生作出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力的判断。其中,他晚年作出的两个重大判断,无论对当时还是今天中国发展都有重要启示。第一个重大判断是针对党的建设作出的。1992年     

河北红色文化微传播的实践进路与效果提升

河北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这片土地英雄辈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历史。燕赵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书写了可歌可泣、浓墨重彩的红色篇章，镌刻下荡气回肠、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贵在传承，随着融媒体时代的来临，短视频、微信、微博、直播、H5、VLOG等微媒体的出现，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搭建了新平台，赋予红色文化传承新的活力。面对河北红色文化微传播效果欠佳，传播内容不足，形式单一，社会关注度不够的现状，应加大微传播力度；创新微传播内容；丰富微传播形式；优化传播环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血脉赓续不断，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价值。     

代表微博

上海市人大代表姜斯宪：转变政府职能,要下更大的决心,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一是更多部门要公布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边界。二是考虑通过协议授权的方式,把某些权力让渡给下级单位,把审批制变为备案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三是要把办事大厅做的更好,引入超时默认制度。四是在理念上,避免把局部发生的问题泛化。五是要有好的机制,让干部敢于负责。     

“微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教育的新方法——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传家宝"。进入"微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也在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微时代的到来,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路径。     

微传播场域中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常态化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对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常态化机制的研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之一,在成员招募、基地选建、制度落实和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微博、微信等新传播工具的出现,需要对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常态化进行重新审视。文章以此为视角,在微传播场域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只有很好地借助"微工具",通过社会、政府、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有助于实现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微时代大学生网络责任意识探微

微时代的到来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能拓宽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范围,更能及时有效地了解国内外最新消息动态。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微时代传播方式的隐匿性和开放性使得大学生出现诸如过度沉溺在微时代虚拟交往中和不加甄别地接受网络信息等网络责任意识缺失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微时代给大学生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充分利用微时代平台的自身优势,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微时代网络责任感教育,完善网络系统法律法规,以此来约束大学生网络行为。让微时代更好地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支持和服务。     

论侦讯心理应激微反应分析技术

侦讯心理应激微反应分析技术,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的有效刺激,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其应激微反应。司法活动中,微反应可能成为情态证据,更可能成为查证取证的线索。自发性、瞬时性、真实性是微反应的主要特征。但微反应的"真实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需要找准基线。基线是微反应中规律性与差异性的参照。微反应分析技术有必要建立样本数据库,实现模型的本土化。既要警惕其局限性,又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不断促进其成熟。     

高校微文化育人刍议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不断发展。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要结合新媒体的运用,充分关注微文化无微不至、微言大义、积微成著的育人特点。高校要积极探寻微文化育人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微机制",设置"微议题",融入"微生活",增强"微力量",从而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为我国成为文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司法适用探析

《刑法》第37条的免刑规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功能和司法价值。就个案而言,究竟符合什么样的具体情形方可判处免予刑罚处罚,完整理解《刑法》第37条内涵至关重要。"犯罪情节轻微"量定罪行轻重,是免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追求客观公正;"不需要判处刑罚"测查犯罪人格,是免刑裁量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追求合理差别。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下,是否免予刑罚处罚关键在内因,需要法官综合罪前、罪中、罪后三个阶段的情形综合审慎判断。     

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较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盗窃罪均采用相对狭义的盗窃罪概念,但在违法类型性质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台湾违法性类型的性质是单独的,而在大陆刑法中是重合的。大陆的定罪模式采用定罪+定量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单一定罪模式。对于轻微盗窃行为大陆采用的是立法处理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司法处理模式。两种定罪模式各具合理性,但是引入单一定罪模式则与大陆当前刑法理论体系不兼容。基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双重定罪模式,分析其背后制度设计的依据并予以修正,为大陆刑法定罪模式的合理性发展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