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下国家转型的多样性：对新加坡经验的再反思

从全球化的推动性效应出发,先行研究强调,随着经济开放性的日益提高,“治理型相互依赖”是各国政企关系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增强了国家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转型能力。新加坡常被认为是证实此假说的典型案例。然而,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的深入挖掘,本文认为,新加坡并不存在这种“治理型相互依赖”的政企关系。主要原因有三：（1）国家长期对外部威胁的感知;（2）政府与企业利益缺乏统一性;（3）私有企业长期性弱小。通过对新加坡案例的再反思,本文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下,各国的转型能力与转型路径并非是“趋同”的。而这种差异性往往取决于国内工业结构与政府角色的特征。     

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 国际安全”的概念是从“安全”扩展而来。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都是 由国家赋予的。国际安全在价值内涵上可以说是安全、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深化，包括实践价值和认 知价值。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国家追求的国际安全是国家之间在客观上没有安全威胁，且 必须借助物质条件和手段。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人士 尤其是决策层对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情感规定着国际安全的价值、政策与实践。要实现国际 安全目标，需要宏观长远的战略思考和保障性的安全政策。其关键是，认清安全的本质，超越传统 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权利观，以发展求安全、促安全，并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来；处理好内部发展 问题，协调好外部关系，在应对安全问题时综合治理，并以对话求协调、促合作，增进人类和谐。     

东盟“中心地位”的建构和维续——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国际组织模式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东盟众多文件不断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支持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内涵和本质上看，东盟“中心地位”包含了东盟对内推进一体化、对外协调区域关系的两重内涵，实质上是东盟对地区事务自主性的追求。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东盟“中心地位”代表着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制度优势，为东盟处理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提供权力资源。与此同时，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地区程序和规范的本质，使其维续与东南亚地区机制的变迁相挂钩。基于此，文章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用于分析国际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作为分析框架，根据东盟的组织能力、谈判方式，以及其他组织的介入来探讨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维续的因素，并归为内生动力和外部干扰两个层面。在内生动力层面，有效的制度框架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优势基础，东盟的团结凝聚能够加强东盟整体应对问题的能力，“东盟方式”的践行则是通过特定的规范影响地区议题的谈判，三者是推动东盟“中心地位”自我维续的动力，共同支撑东盟在对外交流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外部干扰层面，东盟对大国关系的协调作用存在限度，域外大国竞争关系的激烈程度往...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编者的话

本期设两个专栏。在“产业链价值链”专栏中,王金波的研究关注两个问题: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