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TPP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与亚太价值链的构建

在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和全球价值链展开的双重驱动下,亚太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重叠的复杂特点。作为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一环,TPP的高标准规则将对既有的亚太价值链的贸易、投资结构和发展机制以及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需要以深化内部经济改革和参与构建亚太价值链的实践为基础,主动调整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运行结构和状态,实现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对接。同时,中国应积极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尝试接纳和运行TPP达成的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而实现亚太价值链的机制融合。     

增加值权力与互动:RCEP框架下马来西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与趋势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位势及相互依存度构成其在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使用OECD-TiVA数据库1995—2018年数据,构建增加值权力与增加值互动两项指标,分别从国家及行业部门层面对马来西亚在RCEP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马来西亚在RCEP网络中的增加值权力呈衰落态势,GVC高参与指数与低地位指数并存说明马来西亚虽然高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出口部门被长期锁定在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价值链下游化趋势明显。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增加值互动指数在24年内呈稳步增长态势,美日两国与马来西亚增加值相互依存度则呈持续衰落态势。从全球价值链角度为马来西亚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提供了底层的经济逻辑,中美两国对马来西亚此消彼长的结构性权力解释了马国外交政策从“一边倒”向“大国平衡”转变的行为动机。未来,我国可合理利用对马来西亚的结构性权力,抢抓RCEP发展机遇,提升我国与东盟产业链合作的质量与韧性,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力与现代化水平。     

编者的话

<正>巴西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拉美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如此,但随着目前巴西经济形势陷入低迷,巴西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将如何变化?对此,本期"国际关系"专栏特载文诠释。《地缘与结构: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解析》一文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多层次权力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分析以及外交政策认知理论关于理念作用的分析,对于认识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具有启发作用,但其分析逻辑各有不同。将巴西在地区层次的外交政策实践纳入一项综合地缘     

RCEP框架下新加坡的不同价值链活动及其发展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加坡是东盟区域内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主要成员国之一。高度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新加坡深度嵌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体系,国际投资和贸易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新加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分解框架下对新加坡的价值链活动和上下游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高度活跃,并主要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价值链。投资相关GVC活动主要通过上下游均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进行,但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正在逐步加深。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相对集中,上游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和日韩地区,下游经济体则主要包括中国、东盟和其他RCEP成员国,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探究新加坡价值链活动的特征及其上下游关系,对于了解RCEP协议下东南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优化中国与新加坡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拉美调整与再定位

本文采用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拉美国家2006—2021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地区总体、国家以及产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拉美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该地区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与可能边界。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泛安全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拉美具有地缘、制度和规则三重短期优势,并具备禀赋、产业和绿色三大中长期优势,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得到了总体提升。但产业和国别异质性也开始显现,加勒比和中美洲多数国家及墨西哥受益较多,更多加入全球产业链下游;南美国家继续以原材料供应者身份保持在产业上游,但部分国家被边缘化的现象明显。中国应对拉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受益的形势形成充分预判,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积极主动调整对拉经贸合作战略与战术。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东亚——中日合作的空间与潜力

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东亚实现强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相较于欧盟及北美一体化趋势而言,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各国采取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措施,尤其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代表,使该地区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生产加工的中心。然而,受英国脱欧、"特朗普冲击"等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价值链面临着严峻挑战。对此,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双核心",且在经济上形成紧密关联、互惠共赢的中日两国,其未来合作将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外交: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

城市外交为何会蓬勃发展?其动力机制与全球化、信息化存在密切联系。全球城市网络对城市拓展全球联系形成一种外部"牵引力",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向城市集中产生内部"推动力",使城市外交成为可能。外部和内部的动力形成合力,使城市在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舞台上获取施展空间。城市如何施展外交功能?理想的路径选择是将城市外交与国家对外战略有效对接,使城市外交成为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后,城市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场域和连接世界的关键节点。提高中国城市外交的水平既要顺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转型趋势,也要遵循城市外交发展的机制性规律,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共同努力,为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做出贡献。     

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印度软件业集群为例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当前世界经济正迅速融合为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与此同时，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却正在由一体化走向分散化。国际上最新发展起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本文就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印度软件产业集群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 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CAFTA价值链演进与“南南竞争”价值链发展战略构架

"企业+产业+国家"是全球价值链基本的"三维"发展战略构架。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等"南南竞争型"价值链的演进与生成,以"南北互补型"价值链为研究载体的全球价值链"三维"发展战略构架面临不足,需要进一步拓展。本文认为,CAFTA 价值链演进背景下"南南竞争"价值链发展战略构架,由产业网络组织价值创造评价,企业价值链动力扩散的分解、重组与极化,以及国家区位战略引力培育三大部分组成。这一新战略构架能创新和落实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与开发战略选择。     

美欧对RCEP的地缘经济认知及其政策调整

从谈判到签署,RCEP背后不仅蕴含成员国之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更牵涉到美国、欧盟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政经利益.美国将RCEP视为对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威胁,为此可能调整亚太政策,加强高新技术发展,通过共同价值观联合盟友,巩固其霸权地位.欧盟将RCEP视为全球经济权力结构改变的象征和RCEP成员国支持多边主义的信号,未来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合作的同时可能开展制度竞争,与美国谨慎联合,大力提升内部产业及技术标准,实现所谓的"开放性战略自主".为推动RCEP顺利落实,中国应洞悉美欧的利益关切和政策调整方向,通过价值链调整与国际制度合作引导建立中美竞争性合作关系,推进与欧洲合作,从而在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     

全球链变及其对东南亚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处于深刻调整当中,表明全球链变时代到来。当前的全球链变有其经济、政治、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原因。尽管在全球链变中占据一定的有利条件,但从贸易和投资这两大衡量指标出发,东南亚尚未取得在全球链变中的优势。此外,东南亚也面临着全球链变带来的不利因素。尤其是中美大国竞争加剧,可能会削弱东南亚的地位。东南亚国家需要结合全球链变的原因,明智地制定应对之策,以尽量对冲全球链变新趋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赢取在全球链变中的有利位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制造业产能合作——基于价值链与比较优势视角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实现形式,在将SITC (Rev. 3. 0)三位码归类到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1两位码,整理出制造业28个行业的基础上测算中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比较优势。从价值链角度看,中国和印度以及双边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但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较低,两国有一半以上行业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从比较优势看,虽然中国制造业整体比较优势较强,但印度有部分行业相对中国有明显性优势。中印部分制造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和比较优势存在一定错位,这种错位为培养以"互补合作"为主导的产能合作的"新雁行"模式提供了合作空间。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产业转移、融入国际与脆弱性隐忧--越南制造业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优惠外资政策、中美战略博弈升级、中国国内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国内外因素,越南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角度来看,越南制造业的参与方式具有“一高三低”的特点:“高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低增加值”生产环节,“低端技术”部门比较优势突出,在高端技术部门的生产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端,产业向越南加速转移固化了其“低端锁定”困境。越南制造业当前高度依赖产业转移并深嵌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包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重工业基础薄弱、严重依赖外资、自主研发能力低和政府国家治理能力弱等多个方面。RCEP为越南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观的机遇,有增大越南出口并倒逼国内改革的潜力。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制造业优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受政治、经济、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链变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得益于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印度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推动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还较低，但其中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对中国造成了增加供应链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科技创新、加剧贸易摩擦、激化政治风险等威胁与隐忧。中国应采取制造业升级转型、打造内需市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数字化等举措以维持中国在全球链变中的竞争优势。     

沃尔兹的权力政治理论初探

肯尼思.沃尔兹在对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进行修正的同时,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出发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归结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首先提出了界定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由于系统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体系的分布结构同体系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沃尔兹权力理论具有物质性和适度性两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