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机制论

在证券市场尤其是发行市场中的虚假陈述导致投资人请求权竞合时应允许投资人在两项请求权中择一而行使。对于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而言 ,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证券中介机构 ,如因虚假陈述发生侵权责任 ,属于民法上的专家侵权责任。《规定》规定起诉时应提交刑事裁判文书的规定 ,在事实上剥夺了投资人依刑诉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合法权利。在我国应当由检察机关充当诉讼担当人。     

论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

本文结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有关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就代位权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及行使效力进行一些探讨,并提出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应予以完善的问题及笔者的看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增设简易程序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原理,适应国民心理和当前现实的需要。并就此提出几点设想。     

国际社会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新视角——以刑事和解为中心

一、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与未成年犯保护 未成年刑事司法的发展史也是逐渐加强未成年犯保护的历史。从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历程看，“刑事司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强调未成年犯的特殊需要，刑事司法对未成年犯采用了与成年犯相同的诉讼程序，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一样受到刑讯，并接受相同的处罚，如鞭刑、残损肢体的刑罚、放逐、死刑等。”直到19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未成年犯罪认识的深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加强，在一些国家内，未成年刑事司法才开始从成年刑事司法体制中分离出来。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香港的海事审判管辖权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法令第12条的规定,介绍了香港海事法院的管辖事项的范围、管辖权的行使方式、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以及香港海事法院的收费标准等。     

论拟制的自认

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体现,拟制的自认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均有明确规定。关于当事人的“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否作为拟制的自认,德国规定了较严格的许可要件,日本不将其看作自认,我国台湾地区则赋予法院裁量权。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拟制的自认虽已有规定,但在下列方面仍亟待完善:对不争执与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当予以区别;拟制的自认之最终认定时间应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开庭审理时不争执的事实并不当然视为自认;开庭审理期日当事人缺席时亦可适用拟制的自认予以处理。     

罗马的公犯诉讼及其惩罚

公犯是罗马法的重要内容,在罗马社会中,国家对公犯进行公共调查和制裁最初是为了取代私人报复而出现的,后来才演变为对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行为的制裁。公犯的扩张,体现了罗马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也体现了罗马国家集权主义的形成。罗马公犯诉讼及其惩罚的发展也显示了其刑事审判从简单的民众审判走向专业化审判的过程。     

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过程。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升了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诉讼权利,但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