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所得课税”辨析

非法所得课税不仅关系到如何征税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甚至还关系到对税法基本理论的构建。从国内新近发表的文章看,主张向非法所得课税者占压倒性多数。非法所得课税这一观念要被最终接受,需要广大民众首先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非法所得课税的误区。     

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

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经历了长久而广泛的争论。目前很多国家都采取版权和专利等多种方法对其给予保护。而专利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本文的内容包括对计算机软件专利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对计算机软件由可专利到不可专利的转变进行了回顾,也对计算机软件专利的实质条件及在我国的适用做了分析。     

“全球化风险”与中国的长期应对

肖巍撰文指出,全球化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的集中表征。与其他风险相比,它的内禀性、人为性和不可确定性显得更加突兀,甚至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并进一步导致了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由于中国正处在发展模式转变和社会规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风险易于产     

表见代理中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及其行为样态

表见代理制度中本人的可归责性是其承担履行责任的正当性依据,其特点是并不以主观过失为必要,而是以过失为中心上下挪动。对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必须斟酌多种因素特别是结合相对人的信赖合理性进行弹性化处理。本人可归责性的行为样态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之探析——兼评我国有关规定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事争议愈益增多,各国对仲裁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大,因此各国有关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事项的限制日益减少,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与此扩展趋势相适应,我国国际商事争议的可仲裁范围亦日趋宽泛,但有关法律规定与此尚欠衔接,故应从立法技术和内容方面加以修改和完善。     

海峡两岸可仲裁事项比较研究

对于可以仲裁的争议事项,祖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的仲裁立法有着不同的规定。大陆1994年《仲裁法》将可仲裁事项限定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并明确规定了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我国台湾“仲裁法”则将可仲裁事项界定为依法可以和解的争议。海峡两岸可仲裁事项的差异,表明了两岸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不同认识,也表明了两岸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态度。相比之下,我国台湾“仲裁法”对可仲裁事项的界定,更准确地反映了适宜仲裁的争议事项的范围,更充分地尊重了当事人的仲裁自治权,因而值得祖国大陆参考和借鉴。     

论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与仲裁制度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其本身就属于国家选择的层面。我国可以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问题对其范围进行限制,但不应限制过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仲裁机构的专门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仲裁机构的专门化建设。     

Myriad案与基因专利的未来

Myriad案(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是近几年美国生物及医药领域最受关注的案件。这不仅因为Myriad公司所持有的BRCA1/2基因专利与乳腺癌诊断密切相关,从而关系到无数女性的健康。更重要的,该案是对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基因专利权这一做法的全面挑战。详细分析地方法院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要旨、法官观点的差异及BRCA1/2基因的可专利性,进而对基因专利的未来做出判断。由于Myriad案所体现的问题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授予基因专利权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性,最后分析了该案对我国专利法制的借鉴意义。     

对不可言说之伦理思考——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探析

《逻辑哲学论》作为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代表作,是由对世界的把握开始的。世界首先被分解为诸事实,通过思想对事实的逻辑分析,进而得出世界与语言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的结论。语言作为世界的界限,区分了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东西,伦理即是作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伦理虽不可言说,但并不意味着其是无意义的,只不过伦理的意义不能用语言逻辑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