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决策算法的法律规制:以数据活动顾问为核心的二元监管路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以自动决策为特征的算法被广泛使用，这也使得算法透明化的目标愈发紧迫。强制公开算法路径、验证或认证算法路径、个人算法解释权和算法结果控制等都是对算法监管的有益探索，但或因有违基本的制度期待，或因适用范围有限，而无法成为算法监管的有效手段。算法监管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社会子系统，应当通过数据活动顾问这一“接口岗位”实现系统间的结构耦合，从而借助系统间的协力有效监管算法活动。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设立以数据活动顾问为主、数据活动监管局为辅的二元算法监管机制:数据活动顾问从企业内部对算法的设计、使用和评估进行陪同控制；数据活动监管局则从外部对数据活动顾问提供必要的援助和监督。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互联网+”赋能土苗山寨公共法律服务

湖北恩施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向信息化要警力、向大数据要战斗力,创造性推出“移动司法所”“掌上顾问团”“普法轻骑兵”等具有恩施地域特色、契合山区发展需要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     

大数据背景下的重新犯罪统计分析与预测研究

通过对重新犯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梳理,界定出统计上的重新犯罪概念。介绍了国内外重新犯罪统计分析指标,并给出了国内重新犯罪统计分析指标的计算公式及重新犯罪统计分析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重新犯罪大数据分析应用和重新犯罪大数据分析工作流程,提出了重新犯罪大数据质量维度与度量指标。为实现基于大数据的重新犯罪统计分析与预测,设计了基于大数据的重新犯罪统计分析与预测架构。     

数据本体的概念及意义解析

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融合发展形成数据世界。数据世界的生成和演化过程既是自然本体及社会本体的融合过程,也是数据本体的生成及体现过程。基于数据世界的客观实在及人类实践过程,数据本体概念获得了复杂多样的概念内涵。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本体概念广泛存在,不同科学研究语境中的数据本体含义复杂多变,其研究彰显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本体概念的深度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研究对于城市管理及公共文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哲学视野的数据本体概念及其意义探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意义,体现出广泛的应用价值。     

基于Footscan的足底力学特征与行走速度相关关系的研究

以青年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不同速度状态下足底压力-时间曲线和足底各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百分比值进行分析,说明行走速度变化下的青年男性步态特征仍能保持其特异性和稳定性。分析不同速度状态的足底压力-时间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多项式非线性拟合,得到不同速度足底各区域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的N次多项式及R平方值;分析不同速度状态足底各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合理排除无效数据,求足底九个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百分比。通过分析足底压力-时间曲线走势及多项式(参考R平方值)以及足底九个区域与地面接触时间百分比数据,研究得出青年人以不同速度行走,足底压力变化仍具有稳定性并保持其自身的特异性,在足迹检验实践过程中分析主体特征和伴生特征时,更能反映个体步法特征的稳定性和特异性。     

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