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洪门组织在东南亚安全空间中的生存与发展

因反清复明遭镇压的洪门组织成员流亡南洋各地,在东南亚找到了相对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华侨华人社会和当地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并对一些殖民地政府造成威胁。他们一方面是当地华侨华人的保护者,也存在着协助当地殖民政府管制华人的一面。他们同所在国人民共同反殖民统治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研究近代洪门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还可以追溯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历史及东南亚党派发展史。     

中东变局后沙特外交理念与范式的新变化

中东变局使沙特内稳外联的外交战略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中东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及来自伊朗的威胁,被沙特视为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威胁。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叠加迫使沙特必须改弦更张,以新的外交姿态和行动加以应对,以恢复地区稳定,维持沙特的伊斯兰领袖地位。但由于在海合会整合、阻击伊朗、叙利亚干涉等问题上未能取得预期成果,沙特的新外交和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受到极大的限制。     

南亚水环境治理困局及其化解

近年来,南亚国家围绕水环境治理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不仅加大了双边合作力度,而且为南亚地区进一步合作开发水资源夯实了基础。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与经济实力差异等原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短期方向不明、动力不足等难题。此外,南亚地区的水资源争夺严重伤害了国与国之间的感情,成为当前南亚地区关系紧张的催化剂,而国际社会参与南亚水环境治理开发,大国博弈又加剧了地区矛盾。当前,南亚国家在水环境治理合作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南亚地区特殊的"历史记忆"导致彼此间命运共生理念认同难度大,"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制约着国家层面友好关系的拓展。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进而通过"共情"行动来积极推进南亚水环境治理合作,不仅有助于培育国家间感情,也有助于推进水环境治理综合机制建设乃至实现地区整合发展。同时,亚洲有关各方也应该抓住南亚社会经济整合转型的机遇,以参与水环境治理为契机,进一步通过"共情"实践推动南亚经济治理向着更加合理的多边合作态势发展,形成彼此间新形势下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促进南亚地区的整合发展与地区繁荣。     

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

选举援助是冷战后联合国在"建设和平"领域兴起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于参与角色的差异,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大为不同。联合国的选举援助意在达成两项目标:确保作为和平协议之一部分的大选顺利推进,减少因选举引发的纠纷和暴力冲突;协助冲突后国家建立基本的选举制度并发展其自主的选举能力。为达成这两项目标,联合国主要在三个领域当中发挥重要作用:选举进程的推动、选举暴力的抑制、选举制度的建立及其能力培育。联合国对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有助于大选的平稳推进及选后的政治转型,对其选举制度的建立和能力培育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这种以支助某次大选为特征的选举援助也存在一些缺陷。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比较:地位、职能与运作

在内外安全挑战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今天,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统筹和协调全局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日益成为大国的通行做法。在德、英、日等议会制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隶属于首相或总理府;在美、俄、韩等总统制国家,则由总统直接统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咨询和建议,对安全形势进行研判与战略分析,统筹与协调,情报综合与分析以及危机应对与处理。根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以及功能领域的差别,大致可分为美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美国模式更强调外部安全,俄罗斯模式更倾向于内外安全兼顾,而土耳其模式则代表了一种演进中的、不稳定的形态,随着军人在政治结构中的角色弱化和影响力衰减,将逐渐向前两种模式演化。     

论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发展——东盟政策演变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前,南海问题并未进入东盟的议事日程。自1992年首次关注南海局势以来,东盟正逐渐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逐渐形成了南海问题的"东盟化"构想。根据这一政策构想,东盟希望按照"东盟方式"确立的原则解决南海争端,同时以国际法编织的规则网络约束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东盟既宣布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中立,又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表明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东盟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既有东盟作为地区组织的总体利益考虑和东盟部分国家的推动,也有区域外大国的干预。从长远看,南海问题"东盟化"面临着内部分歧严重的困难,但短期内却极有可能为东盟创造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东盟化"可能使中国今后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不得不面对更多来自东盟"集体行动"的压力。中国应在南海问题上坚守底线,利用好围绕南海问题的两组矛盾,抓住关键国家,推动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地缘战略利益视角下的韩印关系及其影响

本文从地缘战略视角详细论述了冷战结束后韩、印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合作进程。印度"东向"战略与韩国的"新亚洲外交"战略逐步融合,极大地提升了印度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客观上起到了对中国在南亚影响力提升的一种反制作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对朝制裁的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从2006年到2016年先后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为阻止朝鲜核开发多次出台对朝制裁决议.各国对制裁决议的执行使朝鲜的政府财政、经济增长率、贸易与投资等都大幅缩减,但并未因此改变朝鲜的拥核决心与核、导发展计划.联合国对朝制裁远未达到迫使朝鲜弃核的目的,制裁效果受制于下列诸多因素,如朝鲜经济具有抗打击与修复能力,政府善于利用制裁加强内部团结,地下经济活跃,绕开制裁的能力不断加强,对外经济萎缩,制裁方企业因为逐利而致“自律缺失”,主要相关方对朝核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认识分歧等.国际社会相关各方应认清制裁的效力与前景,将制裁、威慑与“伸手外交”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打破朝鲜核导试验导致联合国对其制裁、制裁又使其变本加厉地推进核导试验的螺旋式恶性循环.     

联合国中长期选举援助及其功效分析

选举援助是联合国在冷战后权势拓展的新领域。为协助受援国或地区建立可持续的选举能力和选举制度,联合国选举援助的重点经历了由即时性援助向关注整个选举周期的中长期援助转变的过程。中长期援助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国家层面的选举援助以及社会层面的选举援助。国家层面的选举援助旨在建立能够独立筹划、组织和操办国家和地方选举的一系列选举能力和选举制度。社会层面的选举援助则致力于促进公民高质量地、有序地参与整个选举进程,并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监督,从而有益于其长久能力的发展。其中,协助受援国或地区选举管理机构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援助领域,在这方面,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是协助选举管理机构的体系设计和改革,对其机构人员进行能力培训。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的中长期选举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如何平衡技术与政治、超越本土知识等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