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一度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取得了三分之二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国家实力的交化使美国无力继续追求全球性的制度霸权,而是转向区域制度霸权战略,通过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地区合作制度追求其在各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其中,能否构造适宜的地区关系格局是大国主导自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三项任务:力量结构调整、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只有围绕本国优势兼顾这三项任务,大国才有可能在地区霸权的竞争中取得胜利。通过对NAFTA、FTAA与TPP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原因就在于其对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 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及意义

印度"东向"政策始于冷战结束国际体系经历重大震荡的时期,经过十数年的实施,随着印度力量的发展,已然进入"第二阶段",即在与东南亚恢复和建立合作的平台上,跳出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向亚太地区扩散,从而使"东向"政策具有更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选择的导向."东向"政策泛义化与印度追求的全球大国目标密切相关.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大国显然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颜色革命":大国间的博弈与独联体的前景

"颜色革命"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它不仅激起了一连串独联体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也是对原苏联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所进行的一次带有阶段性意义的检验和反思.进而言之,"颜色革命"反映着新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内部各大国力量对比与竞争的态势.本文以此为背景,深入探讨大国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的博弈和互动,同时提出了独联体发展前景的几种可能.     

对“中国倡议”的不同反应——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国际制度行为选择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仅要积极地提出"中国倡议",还要关注其他国家对"中国倡议"的反应。在上合组织制度建设过程中,同样是中国提出的制度倡议,为什么俄罗斯有的表示支持,有的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有的却加以反对?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出发,构建了一个解释俄罗斯国际制度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威胁程度和中国所提制度倡议的网络效应,是影响俄罗斯国际制度行为选择的两大主要因素。"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中亚地区进行全方位渗透,俄罗斯面临来自全球性霸权国的威胁程度增加。在此战略情境中,俄罗斯以制度合作的心态对待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提出的制度建设倡议:针对网络效应低的银联体倡议和网络效应高的自贸区倡议,俄罗斯分别采取了支持和有条件支持的态度。而"颜色革命"之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被削弱,俄罗斯面临来自全球性霸权国的威胁程度降低。在这一新的中亚地区战略情境中,俄罗斯开始以制度竞争的思维来对待中国倡议:针对网络效应低的道路运输协定倡议和网络效应高的开发银行倡议,分别采取了有条件支持和不支持的政策立场。     

东盟地区论坛的目标及大国的立场

东盟地区论坛 (ARF)是冷战后东盟发起建立的涉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这样一种新的合作安全模式的探讨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试图以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为背景 ,分析东盟地区论坛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以及主要大国———美、日、中对该论坛的主要立场和所采取的战略。指出 ,论坛的主要目标是 :拖住美国、扶植日本、约束和改造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 ,美、日、中三大国对论坛的参与程度和所采取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 ,大家都希望利用这个唯一的地区政府间安全对话机会来施加和扩大自己的影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Nagano Shigeo: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 was established in 1968 through the initiatives taken by the Japanese and Australian business leade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deas and activities of the Japanese and Australian business leade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BEC, especially those of Nagano Shigeo and W.R.C. Anderson, both of whom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BEC, while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central questions posed are: how and why Nagano and Anderson came to consider it desirable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institu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mid-1960s; how and why those ideas were refined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BEC; what approaches business leaders in other countries took towards Pacific cooperation and how the Japanese and Australians adjusted different interests of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in organising PBEC. Finally, the article assesses the role played by PBEC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insists that it should help set up founda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organisation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and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forum.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迅速,似乎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TPP以成员国全面零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保等议题为特点,提出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已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九国参加协议谈判。在TPP建立过程中,美国企图重获亚太经济主导权的意图明显;日本虽积极参与,但自身困难重重;东盟在巩固现有基础上,并不排斥新机制出现。当前,美国主导TPP势头正盛,但其发展态势并不明朗,TPP谈判仍将面临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技术问题的双重障碍以及日本能否顺利加入等问题;当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使中国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宜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完善和巩固现有区域合作战略以积极应对TPP的发展。未来,中国与美日韩以及东盟等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受TPP的实质影响将成为新一轮研究重点。     

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浅论——基于印度的视角

冷战结束以后,印度主动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融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得以从构想走向现实.作为主权国家,印度在推动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过程中有其深刻的内在利益和战略考量.当然,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战略博弈,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设的进程绝非一帆风顺.     

Beijing’s Quest for Stability in its Neighborhood: China’s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Central Asia

Using the English school arguments that inter-state regulation amelior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ower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 I analyze to what extent China pursue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 investigate if China has compatible policies with Russia on the use of force, on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o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or security management. As China is increasingly asserting its security,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have become apparent in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creased mutual concern for continued regional stability has encouraged Beijing and Moscow to coordinate their polic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issue areas. Stability allows them to focus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on each of their different geostrategic priorities.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cold in Northeast Asia?

The US has been reluctant to acknowledge Russia's relevance to the Asia‐Pacific, the author says, because “too little time has passed since the interests of these two former adversaries collided in the region.” Russia has the longest Pacific coastline and borders with China, Japan, Korea and Mongolia. Despit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Russia is still not an integrated participant in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Vladimir Ivanov is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 in Niigata. He argues that Russia has made a clear choice between “guns and growth,” an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e in from the cold and join this region's development.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东亚合作与中韩关系

探究东亚合作首先要区分东亚、东亚合作以及东亚与东亚合作所确指的行为体三个基本概念。东亚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合作进程,在安全合作领域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前景大致包括两种,一是既有框架下的东亚合作,二是继续泛化为亚洲合作。在东亚合作的视域下,中韩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有助于东亚经济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进程的推进。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与出路:韩国的视角

本文认为推动韩中日三国的合作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关键所在。原因不仅在于韩中日三国经济占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比重较大、对世界的影响力极为重要,还在于韩中日三国间开展经济合作的难度较大。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由于历史问题、领土纷争、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区域外美国势力的干预,韩中日三国间缺乏信任。而这一系列的因素正是阻碍东亚一体化建设进程的障碍。本文认为,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即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东亚地区学习与借鉴。韩中日整合的示范作用,势必外溢到整个东亚地区,进而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从而最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