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     

大数据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应用探析

当前,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挑战。高校应立足大数据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特有价值功能,革新数据理念,树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数据意识;管控技术规范,贯通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渠道;挖掘数据资源,深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数据爬取分析,着力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备战春防 “火焰蓝”在一线

自3月以来,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尤其是发生在山西榆社和四川西昌的森林火灾较为严重,危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给消防人员的扑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春季历来是我们国家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关键时期,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趋缓,春耕生产、民俗用火、生活用火明显增加,群众进山旅游踏青人员激增,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将日趋严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在4月9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5年来七成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发生在春季,据统计。     

区域党建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协同推进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区域化党建和社区教育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考察区域党建、社区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现状,可以找到其融合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和理论逻辑性。区域党建和社区教育有机融合,强化统筹管理体制,创新协同推进模式,建立科学考评办法,是新时代区域党建、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堰塞湖"型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 ——以北京市崔各庄东辛店村为例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住处的疏解整治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必要手段,但实践中拆迁整治引发了"堰塞湖效应","堰塞湖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演变成"堰塞湖"型社区。对此类社区的治安管理应革新以往防范式治安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构建社区治安问题"审视→分析→反应→评估"的治安管理模式,根据"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困境,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严谨、运行有序的治安管理体系。具体可从树立"善治"和"共治"治安管理理念、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和社区治安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解决"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以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社会治理制度

【事件回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律师代表委员有话说》系列报道之一:补齐法律与经济制度短板 推进禁食野生动物决定落地

又到一年“两会季”。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两会未能如期而至。尽管如此,却丝毫未能阻挡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智慧。3月2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座谈会。270多位政协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围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以宣传教育、法治保障、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等方面建言咨政。由于具有“天然优势”,律师委员的发言和意见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