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务员不许乘电梯

2008年2月25日,我应邀出席大韩民国第十七任总统李明博就职庆典。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国会议员对总统提名的内阁成员进行严格而公开的审查。     

《解放日报》文化版对南泥湾精神的传播

六十多年前的南泥湾大生产,不仅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建设了"陕北好江南",确保军队能够顺利执行保卫党中央和边区的神圣使命,而且孕育和形成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泥湾精神。《解放日报》文化版以多样化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对南泥湾大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广泛传播了南泥湾军民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极大地激发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热情,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诉讼指挥权与释明权的理论探析和路径规制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型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对法官职权范围的界定显得十分必要,而法官职权与诉讼指挥权、释明权的关系十分密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诉讼指挥权和释明权相关理论,认为应从不同路径来规制这两个制度,从而解决法官职权范围界定问题,使其更好实现为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服务的目标。     

德国刑事证据禁止理论问题研究

<正>一、德国刑事证据禁止理论概述德国的刑事证据禁止理论最初由Beling教授于1902在图林根大学率先提出,随后成为德国刑事诉讼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刑事证据的禁止,即如果调查取证程序损害了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些证据不能在庭审中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设定证据禁止理论的目的,主要为了避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重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负担。     

鸠山政府外交政策分析

9月16日，以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新内阁成立。新内阁由来自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的17名阁僚组成。新内阁是“建设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还是坚持“亲善”的外交战略？是真心“回归亚洲”，还是要走“日本的新道路”？中日两国是“臣服”关系，还是平等互惠关系？探讨日本外交政策，有利于我们认识日本新政权的外交走向，恰当估价日本的外交政策，制定相应的对策。     

柔能克刚——孝对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礼法合一使法律在运用时要考虑到各种方面的影响,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孝对法律的影响。当孝子为尽孝道违反法律时,即礼与法相冲突时,中国古代的法律往往会对犯法的孝子孝女宽免,并且变通了法律以达到礼法合一,使中国的古代司法充满了人情味。     

"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反思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宣言>一章得出的精辟论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却不同程度的遭受某种挫折,这便向"两个必然"理论提出了挑战.为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辩证地分析其新变化的原因.同时坚信"两个必然"理论没有过时,它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以法治思维促进社会治理

《意见》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落实,明确了辽宁省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为辽宁省法治社会建设绘就了新蓝图。首先,《意见》强调,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有效推动全民守法。法律的重要性与核心性在于全社会存在对法律的敬畏,因此要实现法治社会建设,必须从全民的观念抓起。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需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地方经济或财政实力决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在公共治理理论框架下,本文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综合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