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正犯的本质研究简

间接正犯理论是刑法学中极具争议的领域。对于这一重要概念，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很多疑问仍待解决。本文在借鉴、质疑、反思我国及德日刑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分析认为．对于间接正犯可以把利用者的行为认定为利用行为与之后的不作为组成的复合性行为，利用者的犯罪行为是一种不作为犯罪，被利用者的行为是在与利用者有联络的主观内容支配下的危害行为。这一观点对间接正犯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合力维护金融债权的安全

武汉市协调辖区金融机构联手清收企业欠款欠息，坚决遏制企业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在金融债权管理方面作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并体现出工作主动化、制度化的特点。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武汉营业管理部主任张静认为，近两年来，武汉金融债权管理工作的范围扩大了，既有企业改制中的金融债权维护，也有帮助金融机构清收债务；既有事后的信贷资产保全，更注重事前的主动防范如建立欠息档案并提供查询等全方位措施；既有直接收债，也有金融同业制裁等方式，这些探索都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边。围绕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全业改制这一…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研究

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关于这一范畴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如何把握,是目前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本文从马克思经典论述中能否寻到犯罪客体的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并不科学。为了确立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应有的地位,本文对此进行了多向度的分析,从而廓清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应有的地位。     

青少年吸毒的防范措施探析

文章针对当前青少年吸毒现状,从青少年吸毒产生的心理成因入手,对如何加强对青少年吸毒的防范工作作出探讨。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研究——以刑事实体控制为视角

在赋予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对之予以控制,这已经成为共识。为达致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与衡平,很有必要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从实体控制的角度进行深层次探究。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实体控制包括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中的控制两个方面。在认定事实中的控制上,主要涉及的是自由心证和刑事推定的问题;法律适用中的控制则可以从定罪及量刑两个层面进行把握。     

公安机关执法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谐社会语境下公安执法理念的新思考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作为维护社会治安前沿和重镇的公安机关，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改变长期固守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为了保证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切实做到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旧观念，切实贯彻“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新理念．千方百计地做好违法犯罪的教育和防范工作，并将其作为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品质和觉悟，增强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深入加强普法教育，力争让《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成为“摆设”，努力加强“无案村（街道）”和“无案乡（镇）”建设。确保社会的和谐与长治久安．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和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 ,是我国刑事司法的打击重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犯罪活动的组织性、犯罪目的特定性、犯罪活动的腐蚀性、犯罪行为的破坏性等特征。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过程中 ,除了要正确把握每种具体犯罪的构成特征外 ,还应注意该类犯罪与有关犯罪问题的界限。     

“京九”挺进大别山

47年前,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历史推进到公元1993年,为建京九铁路,数万铁路勘测、设计、施工队伍,踏着刘邓大军的当年的足迹,挺进大别山。在大别山的万山丛中,“京九”会战如火如荼。“齐携手,上京九”;“支铁如支红,万众一心为京九”……大别山人强烈地意识到: 千载难逢的机遇,正在眼前,他们以满腔热情投入“京九”会战。     

论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刑事政策对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起着指导和调节作用，在刑事政策视野下进行社区矫正有其现实的理论基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该结合未成年人特殊刑事政策予以深入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该从宏观上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体系性建构，包括从理论上厘清未成年人具体刑事政策、设立单一的未成年人社区制度、扩大矫正范围；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切实解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具体问题，包括创设多样性的矫正项目、改变矫正主体现有的双层次模式、克服资源性欠缺等现实内容。     

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以被害人为视角

当前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研究主要以犯罪行为人为视角展开的,这种研究路径存在着诸多缺陷。法律说主张中止犯的违法性或责任低于未遂犯,这是对中止行为性质的误判,中止行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无法回溯性地减少业已存在的违法性或责任;量刑目的说和中止动机说都以中止犯缺乏预防必要性为由对其免除刑罚,但是仅依据中止犯在犯罪过程中的表现就推定中止犯缺乏预防必要性,可谓"大胆的猜测"。应该转变研究路径,将关注重点转向被害人,以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法益的救助效果来认定中止犯是否成立以及刑罚减免的适用问题,以深化对中止犯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