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相对合理性的原因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 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     

论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

通过考察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华法系代表性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可以发现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规律,即法律解释权的基本概念从模糊走向明确,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目的从集权走向分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从多元走向一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从神圣走向世俗。深入分析影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内在因素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是左右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总体框架,法律状况是制约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具体条件,解释原理是支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内在规律,历史事件是改变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直接动力。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规律给人们的启示在于,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遵循法律解释原理和规律,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与法制状况相适应,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结合现代法治精神。     

当面说理、强化修辞与重点推进——关于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说理场合不当,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修辞力度不够,有法无情,自言自语;案件难易不分,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些问题都属于判决书的说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考察影响判决书说理的各种因素。除判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影响判决书说理的一般因素外,我国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僵化的诉讼文书样式、判决书狭隘的法律意义和对判决书表达错误的容忍等一些细微的体制机制是导致当前的判决书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提高我国判决书制作水平的基本措施是：废除和改进约束法官的制度,保障法官审判的能动性;建立判例制度,鼓励法官有重点地当面说理和加强修辞;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制作中的重点示范作用。     

有关"法律发现"的几点思考

"法律发现"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寻找、选择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活动,同时也是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一种权力.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进行"法律发现"是一种客观需要.法官的"法律发现"活动不是任意的,而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论人权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权逐渐被人们认识。从本质上讲,人权是人的本能在社会中的需求和表现。人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然性和社会性是其基本属性。人权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     

法官的法律解释活动解析

法官的法律解释活动由一系列琐碎的活动组成，这些活动可以分为发现、阐明、论证和判断。发现是法律解释活动的逻辑起点，阐明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核心内容，论证是法律解释活动的说理部分，判断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终归宿。这些活动之间既有多方面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     

法律发现：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方法

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前奏，法律发现能贯彻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并阻止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因而成为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根据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运用法律发现方法时，应当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防止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一方面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美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探析

美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具有明显的发展脉络。18世纪以前,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不确定。18～19世纪前期,逐步确立法院的法律解释权。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法院保守地行使法律解释权。20世纪中期以来,法院与时俱进地行使法律解释权。美国法律解释权的这种配置和行使状况,深受美国社会发展状况和法律自身情况的影响。     

论地方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取消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外的不少地方国家机关具有法律解释权(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解释权),导致了法制的混乱。这些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说,地方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不应当行使法律解释权。因此,应当取消当前地方一切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权,保障法官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权。     

价值取向与解释的选择

法律解释活动中,法官选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带来不同的解释结果,但法官对解释方法的选用不是任意的,法官的选择受自身价值取向的支配。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取向是由一系列的原因决定的,而且价值取向对法律解释活动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法官需要做的是依据价值取向对法律的意义进行选择,实现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