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论网络伦理责任对网络伦理困境的超越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存空间——"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伦理困境。其实,这种伦理困境最为本质的道德根源就在于网络社会伦理责任的缺失。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凸显和强调伦理责任的道德价值是我们走出伦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我国公务员伦理人格塑造的途径选择

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公务员精神就是一个公务员的伦理人格的问题。文章探讨了公务员伦理人格的内涵,列举了当前我国公务员伦理人格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原因,最后提出了塑造我国公务员伦理人格的途径和方法。     

论法官与行政官员职业伦理之别

法官是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的人员,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充当什么样的角色直接关乎到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长期以来法官职能的泛化,导致法官严重行政化,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也常常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审判工作的特殊性一直不受重视,审判的独立、法官的中立难以实现,由于业界的混淆决定着法官职业的伦理也从不受重视,通过对法官与行政官员职业伦理之比较,凸现法官忠于法律、独立审判之特殊特性,并明确行政官员的泛政治化与大众化的特点,建构适合法律职业伦理之维,以树中国法治精神之理念。     

论包拯的司法伦理形象及其启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司法官员之一,包拯曾经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司法伦理形象;对包拯的司法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司法伦理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试论德治-法治互动的现实路径

现代文明社会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高度协调、高度融洽的互动。在坚持法治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德治-法治互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是社会现实的诉求。当今中国,必须通过道德法律化、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抓好公民道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才能实现德治-法治的良性互动。     

孔子“仁政”管理思想及其价值

孔子儒学的核心是其“仁政”管理思想,它包括“为政以德”、“选贤任能”等六个方面的管理原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的影响表现在内在机制和外在需要两大方面。它不仅深深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伦理管理和道德文化的发展,而且对现代管理也具有积极意义。     

市场经济与传统伦理的创造性重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当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诚信危机,缘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社会交往方式以及价值追求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机制的局限性。如何面对厚重的伦理传统与市场经济的紧张关系,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精神,韦伯的研究无疑给予了深刻的启示:立足传统,并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动力。这主要包括崇高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引导、经济个体的活力的激发以及增强经济组织的凝聚力三个方面。     

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哲学反思

现代生物技术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发端,经过近50年的蓬勃发展,已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还潜藏着新的危险。全面把握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状况,辩证地审视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深入探索如何使现代生物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非常重要。     

政治伦理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政治伦理价值是它的核心价值,它要求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公共行政清廉,要求立法司法公正、廉洁。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必须从传统思维意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从对官员道德精神教育向建设公共权力的政治伦理转变,从宣教官员向培训群众转变。要把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最高价值目标,充分发挥它的政治伦理的教育导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