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行为的预防

精神障碍者肇事危害社会稳定,对其预防已经引起犯罪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精神障碍者常见肇事行为的分析,发现其产生源于暴力行为、性行为等本能倾向。为此,应从中西医结合入手,着眼于影响心理的环境因素,以减少精神障碍患者的应激刺激,同时以社区为中心,采用多方协作的模式进行预防。     

论背信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以“老鼠仓”的刑法规制为视角

背信行为，是指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老鼠仓”行为是基金管理人违背法律规定、违背基金持有人的信任，利用其信息优势出于获一己私利而损害普通的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背信行为。《刑法修正案（七）》对“老鼠仓”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不足以规制所有的背信行为，因此我国刑法应设立普通背信罪，打击严重背信行为，严密刑事法网。     

论刑法原则的宪法化

刑法宪法化是当代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一种新的刑法思潮,是刑法改革的方向,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刑法宪法化是指在宪政背景下,将刑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价值写入宪法,用宪法条款限制刑事立法和司法,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以限制国家刑罚权。它倡导民权刑法理念,终极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欲在我国实现刑法原则的宪法化,应该着重从制度构建的层面上来予以完善,即一方面要求将刑法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另一方面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     

绑架勒索犯罪略谈

绑架勒索犯罪是世界范围内的传统犯罪类型,国际上把绑架勒索犯罪列为恐怖性案件。绑架勒索犯罪在我国也并非一桩新奇的事,旧中国常有发生。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自此以后,绑架勒索犯罪基本绝迹。近些年来,犯罪赖以生存、发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绑架勒索案件死灰复燃,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并愈演愈烈,呈日趋猖獗之势。绑架勒索犯罪开始只是单个犯罪分子摹仿境外犯罪分子作案,后来曾一度凶猛。但预谋粗糙,手法笨拙,漏洞百出。近些年这种犯罪现象又有所抬头,虽数量不多,也未发现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日渐成熟、手段更加狠毒,多为犯罪团伙所为,境内外勾结已初露端倪。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绑架勒索犯罪将更为频繁地出现,成为公安机关的     

从“1.2”枪案看侦察思维

1989年1月2日凌晨,金华市驻军政治部兵器室发生一起特大盗枪案。以上简称“1·2”枪案。犯罪分子采用氧割手段割开兵器室存放枪弹的铁质保险柜、保险箱,盗走“56”式冲锋枪1支,子弹260发,“54”式手枪7支,子弹280发。主犯袁唯一不惜委屈求全,从长计议混入部队,创造、寻找内部策应条件。另二名罪犯严文、征金龙则在社会积极筹     

社会变迁与城镇社区犯罪态势(上)

犯罪作为社会消极现象综合反映的一种反社会行为,它的产生,发展,增减取决于社会环境,受社会现实状况支配,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和制约犯罪现象产生及其变化。在建国以来一个较长时期,我国经济被计划经济的模式所桎梏。尽管这种经济模式存在着政企不分、国家统得过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严重的平均主义等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弊端而被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取代、更     

论社区犯罪控制

社区是最重要的犯罪控制阵地,社区犯罪控制的成效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好社区犯罪控制可以减少犯罪侵害、维护社会稳定.目前社区犯罪控制还存在组织保障不到位、物质技术保障不到位、社区犯罪控制资源闲置和浪费等问题.要坚持综合治理、优化整合、群众路线等原则,重视社区犯罪控制,加强社区犯罪控制研究,构建社区犯罪控制体系,切实做好社区犯罪控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去除其使用在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将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更换为其他商标,并销售这些商品的行为.作为商标侵权行为的一种,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比其他商标侵权行为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用民商事法律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力度有所不够,但我国刑法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缺乏规定.有必要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充分保护商标法益和市场经济秩序.     

论网络犯罪的国际刑事管辖

由于网络犯罪的跨国性,网络在各国的普及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各国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的不同,导致针对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存在争议,成为困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本文首先界定了网络犯罪的概念,描述了其特征,并指出传统刑事管辖理论适用于网络犯罪国际管辖的不足和新的刑事管辖理论应用于网络犯罪管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和论证,提出自己对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的一孔之见。     

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数额标准的设定——对最新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规定的质疑

《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具体数额修改为概括性数额或情节,有助于消除过去因单纯考虑数额而难以反映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弊端,改变因数额规定过死而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时难以实现的状况.2016年4月18日“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贪污受贿犯罪通常的定罪数额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5000元提升至3万元(在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情况下,数额标准下降至1万元).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贪污受贿定罪数额标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有支持的论调,但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3万元定罪数额标准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不符合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要求,无法有效减少或消除贪污受贿的犯罪黑数,且与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刑事政策相悖,不利于突破贪污受贿犯罪治理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