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一种以崇廉拒腐为基本价值导向的文化形态,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高质量培育发展廉政文化,要从搭建物质载体、融入多元文化、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在总结提炼廉政文化建设经验、深度挖掘廉政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廉政文化品牌,培育发展与时代精神相融共生的廉政文化。     

集体物品供给中的政府缺陷及其矫正

集体物品存在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这导致了市场供给的无效性。然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定有效,集体物品政府排他性供给中同样存在缺陷。为了寻求矫正缺陷的良方,需要采取规约政府行为、重塑官僚的美德伦理以及完善公民参与型的集体物品供给绩效评估等多元并举的救治策略。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选择的悖论及其消解策略

古典经济学在深入论证公共服务市场供给无效性的基础上,将政府视为唯一的当然主体。然而,市场之手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然有效。事实上,政府垄断型供给模式会引发诸如公共服务的超量供给、效率低下、质量低劣、有效供给不足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由此形成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选择的悖论。为了寻求破解悖论的密码,需要摆脱在政府或市场两极间进行选择的惯性思维逻辑,借鉴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分析工具,构建我国公共服务的一主多元型供给新模式。这一模式势必需要我国政府实现从直接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动态兼任生产者、安排者和培育者的“多面人”角色转换。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贫困

本文通过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批判性学术解构表明:该理论在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方面均存在重大缺陷,并无多少新颖之处,更多地体现为新瓶装旧酒,而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倡导者相比,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则缺乏明确的理论建构意识。为了使中国公共行政学从世界学术的边缘走向中心,必须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致力于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建构。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概念界说

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一个老话题,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则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议题。由于学界对于"什么是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关注,因而相关研究还处于有待破题的阶段。在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组成"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一术语的词语或短语和"权力运行机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等相关概念加以界说的基础上不难发现,"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由若干个"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构成,而所谓"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则是指由若干个对权力主体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约束、限制、观察和纠正的机制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统一体。权力配置、程序控制、信息公开、复合监督、责任追究等机制就是作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基本构成要件的五大"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试析我国依法行政对行政效率的负面影响

关于依法行政和行政效率的关系，学术界大多注意到了依法行政效率的促进作用，认为依法行政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对行政效率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依法行政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由于我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将依法行政的内涵仅界定为严格依法办事，即所谓的“无法不行政”，十分强调法对行政行为的规范和控制，这样一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严格依法行政有时反而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从而对行政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笔者着重论述了造成这种负面影响的原因和减少负面影响的对策。     

政府绩效评估的勃兴、制约因素及其排解措施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广泛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在美英等西方国家迅速兴起和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研究较晚、理论支撑较弱,政府绩效评估仍然是一个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存在着评估理论缺乏、目标的多元冲突性、产出难以量化、评估信息系统不健全、评估指标难以确定以及政府人员的自利性等制约因素。为了尽快克服这些因素的限制,需要从加强理论研究与专业性评估人才的培养、完善评估立法、健全评估信息系统、强化公民参与、推行电子政务等方面努力。     

“新公共管理”范式批判研究综述

“新公共管理”范式从诞生之日起 ,就遭到诸多批判。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倾向、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取向、新公共管理的伦理和责任问题以及关于新公共管理的其它批评等五个方面对这些批判加以综述。     

当代公共行政改革模式及其比较

最近二十多年来,在"政府再造"理论的引导下,西方各国根据各自情势对行政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形成了市场、参与、灵活和解制等四种改革模式,从结构、管理、政策和利益方面确立了各自的改革主张。然而通过对企业型政府与四种模式的深入解读与比较发现,每一模式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开出的药方、提出的建议都与企业型政府的理念与主张不谋而合。四种模式几乎是企业型政府模式的具体化,但各自的主张、措施仅仅给出了解决公共领域里不同性质问题的参考答案,任何一种模式都无法涵盖其全部。而企业型政府模式的涵盖面却宽泛得多,几乎对四种模式所涉及的问题都作出了权威性说明。     

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

善治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传播迅速。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惟一权力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从而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以及推进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善治理论提出的"良好的治理"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我国政府改革应侧重向有限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