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代理关系与监管治理失灵——基于企业委托型第三方检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第三方机构成为社会性监管领域的重要监管治理主体,但中国的第三方机构违规出具虚假报告、进行应付式检查等状况时有发生,难以保障监管的有效性.对此,有必要以第三方检测为例,基于共同代理理论,分析第三方监管治理失灵的原因.在讨论了企业委托检测过程中社会公众、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间的共同代理关系后,论文结合调研资料,从"委托方间的异质性"和"代理方需求及其处境"两大方面对第三方监管治理失灵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和生产企业在检测过程中的需求偏好和对检测机构的强势程度方面有明显差异,而面对异质性的委托方,检测机构可能会受营利性身份、行业内恶性竞争状况、造假的成本收益状况、声誉机制的运行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做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选择,导致监管治理的失灵.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外部审查监管、调整付费模式、进行价格管控、畅通投诉渠道、规范业务受理行为、推进信息公开等政策建议.     

直接以起诉方式解除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在未通知对方的情况下,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能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的起诉状可以视为解除合同的通知,其解除合同的诉讼主张被人民法院确认的,该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得以解除。     

论职务发明制度内部利益的平衡

职务发明制度的内部关系调整的是单位与发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无论是"重雇主主义"、"重雇员主义"还是"折中主义"的制度安排都存在一定的弊端,不能妥善解决内部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本文基于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指出,内部利益难以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职务发明制度以权利的天然归属关系掩盖合意转让关系的本质且忽视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实施.为实现职务发明制度内部利益平衡,本文结合科斯定理和波斯纳定理等理论,相应地提出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兼顾经济效率的解决方案.     

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

作者:郭恒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12月定价:65.00元辩护律师的首要职业伦理是履行忠诚义务,郭恒所著的《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研究》一书从"律师——当事人"这一关键关系入手研究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对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该书共计6章,以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内涵"与"边界"为研究主线,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写作特色,完整地论述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及其相关元素。     

民法典理念下个人破产制度的利益平衡论析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存在债权人权益保护的视角缺失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传统理论在对待债权人权益保护方面难以做到"自圆其说".《民法典》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对个人破产制度的设计具有原则性的统领作用.为解决我国个人破产条例中债权人权益保护缺失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引入民法典基本理念,于总则部分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均衡保护体现利益平衡,依据债权人自身经济条件对债务人分类设定考察期体现公平原则,并优先适用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体现自愿原则.保持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与《民法典》内在的逻辑关系与有效衔接推动,打造一脉相承的法律体系.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     

论物权法调整空域使用权的合理性

我国《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空域所有权,但是应当解释为承认了空域所有权的存在。现行法律没有认可空域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只能认为空域使用权是行政许可利益。但行政许可机制的运行与效率价值旨趣相悖,其产生的产权不确定性不利于空域高效利用。市场机制和私权制度的引入是改革的重要方向。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属性,空域所有权也不例外,而空域使用权是空域所有权基于权能分离产生的权利,只能具有私权属性。这种定性在价值上也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基于市场机制对空域利用效率的保障作用以及私权属性对市场机制顺畅运作的支撑地位。在私权体系中,将空域使用权规定为物权最为妥当。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

当今社会,性贿赂已然成为重要的贿赂方式,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力甚至高于其他财物型贿赂。然则我国刑法并未将性贿赂纳入其规制范围,理论界对性贿赂入罪与否争论不断,实务中对性贿赂的处置方式不尽相同,这直接削弱了我国刑法对性贿赂的规制力度。应当试图跳出性贿赂入罪与否的争论漩涡,在现行刑法框架下探寻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应当将间接性贿赂中的雇佣型性贿赂所涉赃款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将直接性贿赂与间接性贿赂中的指示型性贿赂直接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

维护国家利益既是专利立法的重要目标,也是专利法的必然选择。但现行《专利法》中国家利益条款设置存在语言表达歧义、概念界定不清、用词重复冗余及语词指向不明等缺陷。《专利法》对国家利益认识不清及专利立法规范化意识缺失是造成国家利益界定失范的主要原因。《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可从立法及司法两个维度展开:在专利立法时,可采用国家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经济利益等术语取代现行分散的不规范的表述;在专利司法时,可通过司法裁判文书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重大利益""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物质"及"国家秘密"等相对模糊的内容作更为明确的界定,以限定国家利益的具体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