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及解决策略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障,是广大农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具体举措,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被实践所证明。这一制度在有效执行上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亟待解决。改革开放后,农民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同时,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施出现了新的制约因素。面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制约因素,要打破束缚,扫除障碍。通过对农村、农民思想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找出村民自治制度的制约因素和解决策略,为村民自治这一长期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参考。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生效及其潜在影响——以澜沧江-湄公河为基础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于2014年8月17日生效。该公约是第一部联合国关于国际水道的公约,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拥有42条国际河流的中国,应如何看待公约的生效,该公约对我国今后的国际河流开发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公约生效的主要原因,对我国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探讨应对之策进行了探讨。     

国家“转嫁偿债责任”是推高养老费率的主因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或缴费率高,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变迁,对缴费率的影响是直接因素;而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对缴费率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深层因素,它们是站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背后,制约着制度的变迁,要全面深入地探究影响缴费率的因素。国家转嫁偿还退休费用历史债务的责任,是高缴费率的主因。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使国家获得转移收入用以偿债,是降低缴费率的重要途径。     

酉水航运对湘西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世界早期文明基本都发源于大江、大河,依托河流必然伴随有航运,航运于文化、社会之影响深远.而在交通甚为不便的湘西,更是比邻酉永,并依托酉水,从古至今航运伴随始终.酉水作为土家人的母亲河,养育了一代代土家先民,同时也造就了土家人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包括已列为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酉水号子等.除对酉水号子的简单阐述外,同时更应该关注航运文化的载体,那一批批船工及拉纤的纤夫们.本文试探讨酉水航运对湘西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试析影响高校师德建设的四个因素

本文分析和论述了影响高校师德建设的四个因素。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是高校师德建设的引领性因素;科学的激励是高校师德建设的促进性因素;有效的监督是高校师德建设的保障性因素;高校教师自身的师德修养是高校师德建设的基础性因素。高校师德建设的这四个因素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他们共同影响和促进着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和高校师德建设的成效。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项研究通过对成都、上海、义乌三地131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同样存在着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个体、组织和家庭都是影响冲突的重要因素,其中组织因素的影响最大。     

知识与制度:科学家团体对北极治理的双重影响分析

科学家团体正在不断为专业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专注于北极研究的科学家团体是人类提高北极认知的基石,同样也是了解北极环境的重要渠道。正是通过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和自然现象才能成为社会存在,他们建立起来的理论才能够被社会理解和接受,也由此进入北极政治的议程。与北极相关的科学研究旨在认识和把握北极治理现象背后的规律,同时也为北极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性建议。与哈斯强调的知识共同体的权力过程不同,本文聚焦于科学家团体的知识和规制两种作用,表现在北极治理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极地问题的知识化;二是北极事务的规制化。这两重作用体现在北极事务的议程制定、议题确定的过程以及阐述、实施和评估政策的交互作用中,并且推动了极地治理事务的发展。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法律完善

一、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理念1.环境突发事件的概念和特征环境突发事件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状况、人类生命、社会财富损害,危及环境公共安全而超出了政府、社会和组织的常态管理能力,要求政府、社会和组织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的一种紧急事件。环境突发事件的特点,首先是具有突发性,环境突发事件爆发的时间、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经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报道法治新闻

2014年12月1日,上海"复旦投毒案"二审开庭前夕,上海一家新闻网站刊发了一则报道《林森浩手写道歉信跪求黄洋父母原谅》,文中摘录了"道歉信"的部分内容,并称:"由于无法向黄洋的父母当面道歉,林森浩便书写了一封道歉信,希望通过代理律师转交给黄洋的父母,但也遭到了拒收。"     

论“伪P2P平台”背景下行为人集资诈骗数额的认定——以“事态的控制”与“整体性思维”为理论路径

"伪P2P平台"先行归集资金后借款的运作模式,使其更容易触发非法集资犯罪红线。从"正常经营"到"集资诈骗"的转换,可能存在诸多"介入因素"将平台的运营割裂成不同阶段。对于"数额犯"来说,"数额"的认定关系着行为人的入罪与出罪。在平台运营由"介入因素"分为不同阶段的情形下,"承继的共同正犯"理论不能解决后行为人对参与前的"一般行为"应否负责的问题。而以"事态的控制"作为集资诈骗"行为"的修正与补充、以"整体性思维"的推定集资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能够解决"伪P2P平台"背景下集资诈骗的责任归属问题。对"伪P2P平台"集资诈骗行为人数额的认定应避免"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僵化适用,以"整体性思维"判定行为人的"入罪"数额,扣除案发前行为人已归还的数额作为"出罪口"。在多阶段的行为人非法集资犯罪中,则应以"非法占有"的事实为准厘清行为人之间的责任,避免对平台吸收资金的重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