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转型期"边缘化"趋势渐成的社会机制

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是应有之义。但是,转型期新的场域建构和基于市场的惯习形成,以及转型期社会机制的显功能与潜功能同时存在,使“边缘化”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问题及趋势产生,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功能的显化和结构转型而表现出定型化的走向。     

转型期的制度推进: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

我国转型期的制度推进 ,从全球化看 ,分为外制度化与内制度化 ;而从本土视角解读转型期的内制度化 ,它包括支持性制度化和修复性制度化两方面的进程。我国转型期的制度化需求 ,因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结构转型而迅速提高 ,但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进程展开的非均衡性 ,不仅影响到转型期的整体制度推进 ,而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产生着影响。     

新中国社会变迁的本土化特征及趋势

新中国社会变迁本土化特征的形成及趋势在 2 1世纪的展现 ,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联系和本土资源要素与外部条件整合的必然性。当新中国社会变迁采用“革命”与“进化”两种方式交错与重叠时 ,社会变迁的内外均衡关系一再被打破 ;因而 ,中国社会变迁在加速与再加速发展总态势的牵引下 ,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叠加性的交替与持续 ,既提供了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又孕育出新的重大挑战。     

我国人口与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构压力

一、人口与教育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在全球化环境中,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虽仍然存在,但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矛盾,却表现出更持续和普遍的意义。对世界后发国家而言,也更具有普遍性。正如我国现实社会规范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立足控制和缓释人口对自然资源的结构压力,而非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结构压力。这种取向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对人口与社会资源矛盾的重视,影响到我们转化和降解这种矛盾的方式与途径选择。 (一)人口压力与教育资源的矛盾人口资源与教育资源同属于社会资源范畴。二者都表现着人类在两种生产活动中主观与客观的契合。人口与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矛盾,虽然延伸于     

政府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政府把促进与实现社会和谐作为行政取向与目标 ,既是基本的职责 ,也是不断增强其合法性的应然需要。从“统治”到“治理”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 ,从“治理”到“共同治理”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向 ,实现共同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需要正确认识促进社会和谐关系的关联性、分层问题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