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明礼崇德基本价值及实现路径探析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明礼崇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扎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具象于人们的言行举止中。同时作为一种向善文化,它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激荡,传统礼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其涵养德行的功能被弱化,在大学生中表现为明礼崇德自觉性的下降。为使大学生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強化其明礼崇德教育、提高其礼仪涵养和道德素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举措。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定价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数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财产的属性,在实践中也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政府数据开放具有渐进性、开放性、价值性、时效性、周期性、非买断性和再利用性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其作相应的类型化区分。政府对于开放的数据进行收费定价有其合理基础,在数据开放定价模式上则有免费模式、按成本费用定价模式以及按“成本+利润”定价模式。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价收费问题,应置于行政收费的法制框架下讨论,基于公平、效率和量能支付等行政收费的基本原则,确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向市场主体的商业化利用有限收费的制度。作为减损公民财产利益的负担行为,政府数据开放收费定价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在确立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定价模式基础上,由立法来创设数据的收费定价,完善收费程序,加强对收费定价行为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建设,从而推动政府数据有序、规范开放。     

论习近平幸福观的三重逻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幸福观是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理论逻辑维度,习近平幸福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赓续与发展,是对历代共产党人幸福观的坚持与深化,是对中国传统幸福观的吸纳与超越;时代逻辑维度,习近平幸福观把准了幸福的时代脉搏,解答了幸福的时代课题,指明了幸福的时代方向;价值逻辑维度,习近平幸福观以个体幸福为第一要旨,以人民幸福为核心要义,以人类幸福为愿景旨归。     

新时代仍需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

中华爱国主义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忧道”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忧国忧民的伦理精神。在中华爱国主义之忧患意识绵延更生的价值谱系中,湖湘文化表现出了率先垂范的角色契合和价值认同,并为弘扬这种传统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成就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基因。     

政府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模型研究——基于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定性比较分析

为实现政府开放数据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公共价值,应积极探索开放数据与应急管理的融合应用.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新冠肺炎疫情开放数据及其衍生产品服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主要受到数据可读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能力等多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其具体路径可归纳为4种模型,即政府主导、企业驱动、公众参与以及多主体共创模型;而数据可读性、反馈渠道、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能力与地方财政能力的组合是贯穿所有模型的核心路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种模型进行案例追踪,识别现存不足,有助于为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实现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人民司法•案例》编写规范

一、本刊采用文章原则上不超过8000字,欢迎编写4000-6000字的案例。二、本刊采用文章原则上需有标题、裁判要旨、案号、案情、审判、评析六部分;如果裁判理由部分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也可简写评析部分甚至省去评析部分。三、标题需准确、简洁,亮明观点;标题尽量不要超过20个字,如案件有多个法律焦点,可针对主要焦点编写标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2021年1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月20日下午对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修订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1月21日上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案中隐性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及其调和——以张扣扣案为素材的实证分析

在张扣扣案中,作为隐性社会结构的复仇文化下的共情效应,与作为显性法律结构的私力公权化了的制度性惩罚具有冲突的一面。但是由于定罪构造上的超稳定结构、司法者社会效应的考量、前案与后案之间不具有法定结构上的因果关系以及最高刑罚与罪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可视化配置关系等原因,隐性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其对于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以及量刑裁量的影响都是辅助性的,而非运作性依据。但是私暴力复仇的悲剧也呈现出值得现代法律结构、司法系统进行反思的一面,需要调和三者之间的冲突,促进司法与社会的融洽相处。从方法论上而言,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司法个案,并非一定得出法律规范在司法裁判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结论,在特定的案件结构下,经验性的研究恰恰有时可以为法官的规范选择、规范约束提供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