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班子政治建设与发挥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关系研究

《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增强整体功能。影响领导班子整体功能的因素很多,其中领导班子政治建设对领导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提高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必须以领导班子政治建设为统领,通过强化领导班子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自觉、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升领导班子政治领导本领、改进领导班子作风建设、提高领导班子成员个体政治素质,最终实现领导班子政治建设与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发挥的价值目标。     

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

维护国家利益既是专利立法的重要目标,也是专利法的必然选择。但现行《专利法》中国家利益条款设置存在语言表达歧义、概念界定不清、用词重复冗余及语词指向不明等缺陷。《专利法》对国家利益认识不清及专利立法规范化意识缺失是造成国家利益界定失范的主要原因。《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可从立法及司法两个维度展开:在专利立法时,可采用国家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经济利益等术语取代现行分散的不规范的表述;在专利司法时,可通过司法裁判文书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重大利益""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物质"及"国家秘密"等相对模糊的内容作更为明确的界定,以限定国家利益的具体范围。     

“礼让行人”规范的实施路径——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评析

为了消解机动车与行人之间日益激烈的路权冲突,"礼让行人"规范的确立与实施已然成为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最高人民法院亦发布指导案例90号,试图为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的合法性进行背书。作为指导案例90号创新的"连续行为"理论,由于机动车交通违法信息的获取问题与"礼让行人"规范的自身特性而具有无法克服的实施困境,这意味着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无法对没有履行绝对"礼让行人"义务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有效的行政处罚。在法经济学上,经由侵权法的司法控制路径,而非经由安全规章的行政规制路径,更有利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第1款"礼让行人"规范的有效实施。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国一贯采取的实施路径。     

消费金融法律监管研究

消费金融打破了消费者原有的信贷约束,扩展了金融体系的多层次结构,推动了信用社会的建设进程。然而其快速发展却伴随着授信失衡、风控失灵和催收失当三大乱象。信用基础设施的制度性缺位、无序扩张诱致业务属性异化、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不匹配共同构成消费金融发展失序的主要动因。消费金融的发展规范,需要完善监管思路,强调消费金融的消费内核、完善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市场准入审核机制并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多管齐下,多维共治,引导消费金融健康发展。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四化同步”推动青年志愿服务工作嬗变

近年来,团枣庄市委以创新组织模式、规范运行机制、科学设置内容、培树先进典型为着力重点,不断扩大志愿服务队伍、丰富活动内容、培育品牌载体,把青年志愿服务打造成最美的“枣庄名片”。     

概念与事实的交错：诠释犯罪概念多义性的另一种视角

概念与事实在表象层面上属于主观与客观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而这似乎并非概念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真相,概念与事实之间确切地说属于一种"概念抽象事实、事实型塑概念"的互动交错关系。犯罪概念多义性的在语言学基础层面的内在机理,也是决定刑法解释的对象为事实与规范的互动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在事实与规范的穿梭往返中,规范的真正涵义才会浮出水面,规范以及组成规范的概念才有可能在事实的牵引下获得灵活性和解释弹性。     

正当程序原则司法适用的正当性:回归规范立场

经过20余年的发展,正当程序原则司法适用的判例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以界分作为规则的正当程序和作为原理的正当程序为前提,在司法适用中需探寻行为法意义之"实定法基础"和裁判法意义之"审查标准"的匹配。就正当程序原则与实定法规范的关系看,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并存着"竞合模式""推导模式"和"空缺模式"三种样态并发展出不同的解释路径;就审查标准看,已然出现"单一适用"和"选择适用"之间的选择困顿。解决正当程序原则司法适用的正当性难题,需要回归规范立场来弥合其作为论证理由和裁判依据之间的沟壑。这样的反思,可贯穿于自"田永案"滥觞至今我国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适用。